疾病早期预防早期诊断具有可观的投资效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证实，如果加强“早期诊断”，国家用于疾病的医疗费用将大大减少。以心血管病为例，英国、德国、中国都能减少42％，美国也能减少36％，约1424亿美元。

　　世界卫生组织从医疗费用支出、国民经济损失角度测算了疾病早期预防早期诊断的收益。从国民经济损失来看，因病死亡将使劳动力数量减少，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下降。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测算，2015年中国将因心脏病、中风、糖尿病死亡损失1318亿美元，约占当年预计GDP的1％，俄罗斯的损失将超过5％（见表1）。如果其中的80％能够得到预防，中国将减少损失1054.4亿美元。

　　我国急需转变医疗模式

　　目前，慢性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根据2006年卫生部发布的《中国慢性病报告》，1991～2000年中国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数的比例持续上升，已经由1991年的73.8%上升到2000年的80.9%，死亡近600万，预计到2010年还将大幅度上升。

　　我国居民疾病经济负担状况也日益突出。2006年我国仅直接用于医疗卫生的总费用就达到了9843.34亿元，占当年GDP的4.67%（见表2）。这并未包括因疾病带来的休工、休学或早死等间接经济损失。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测算，1993年和2003年我国疾病间接经济损失分别占GDP的5.30%和4.58%。据此推算，2006年我国疾病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将达10%左右，即健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占10%左右。

　　减少疾病发病数量和减轻疾病经济负担的最佳模式是从源头减少疾病发生，实行疾病早期预防早期诊断，从而才能根本上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难题。我国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上形成“重治疗、轻预防”误区与当前只给政策，不给经费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医院改革使我国公立医院都几乎成为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不得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追逐经济利益。疾病早期预防早期诊断对患者经济效益高，但对医院经济效益低，再加上政府对疾病早期预防早期诊断责任的忽视，致使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向临床治疗，高、精、尖治疗手段等倾斜，而“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难以有效落实。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资源中，有90％集中于疾病的临床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