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我想，当我们把这一期限设置实事求是地放在桌面上来讨论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人会体会不出这样的期限给我们带来的酸楚和无奈。如今，随着医学和科技的进步，诸多大病的治疗水平得到相当大的提高，大病患者的存活期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癌症等多种重大疾病都被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慢性病”。因此，两年的时间，对众多大病患者来说，治疗尚属开始，远远没有结束（一位肝癌病友坚持介入疗法已整整13年；一位肾衰竭病友坚持血液透析也已接近10年）。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大病医疗费用的昂贵，导致经过两年的费用支出后，绝大多数家庭已陷入经济绝境。事实上，仅就癌症治疗而言，即使有大病医保，可是相当多的医治药物和检查手段是不被列入可报销范围的，换句话说，大病医保也只是杯水车薪。我的一位病友，患的是白血病，目前对他医治有效的只有一种口服药物，这种口服药每天需服一颗，而每颗的价格近800元，且完全自费。所有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对于病人来说，我们可以忍心不让他服药吗？而对于家庭经济来说，难道这不是一种灭顶的灾难吗？所以，无数的大病病友都曾这样慨叹：“只给我们两年的期限，两年内要是还没治好，不就是让我们只能等死了吗？两年，不是期限，而是加于我们的大限。”虽然如今按医嘱，癌症患者在第三年后需要每半年复查一次，可许多病友由于经济困难而放弃了。

　　真的，对于大病患者来说，两年是个极其关键的年份：一方面，通过两年的治疗，他们刚刚开始摆脱对疾病的恐惧，有了坚持下去与病魔抗争的勇气和信心；另一方面，两年治疗导致家庭经济已经或面临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大病医保却突然刹车，戛然而止，不再给予大病患者以支持、帮助和保障，等同于断水断粮，即使在道义上也是说不过去的。不少病友正是在这一关头，因不愿看到“家破人亡”而最终无奈地选择放弃继续治疗，我的病友中甚至有人为此自尽，他们最终没有死于大病疾患，却死于不堪承受的经济压力。所以，即使目前执行的大病医保尚不能充分解决病人的经济困难，但是，不管怎样，总是体现了国家对大病患者的关爱和帮助，因此这件事情只能越办越好，只能如同《指导意见》所规定的越来越“最大限度地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而不能停滞不前，躺在诸如设置极短期限的老账簿上无所前行，无所用心，无所作为。

　　据了解，在全国其他城市中，即使设置大病医保期限，也远远超过上海设置的短短两年的时间；而且，还有城市在期限过后，仍然为大病病人每年提供一定额度（比如2000元）的免费检查费用。作为全国率先实施医保的城市，作为全国的标杆，作为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经济发达的大都市的上海，理应在这方面更有作为。如今，不仅是大病患者，连普通民众，都已经认识到大病医保设置两年期限的不合理性，认识到国家医保政策向大病患者倾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延长乃至取消这样的期限设置已经为社会所共鸣。

　　今天的中国在国家总体实力上，为大病病人提供长期的大病医保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指出的，“大病保障能力是一个国家医疗保障水平的体现，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患大病的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光靠个人、家庭的力量无法抵御风险。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从制度层面实现社会互助共济，让大病患者生活更有尊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有责任也有能力为老百姓建立大病保障，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每个家庭不会因病而致贫返贫。”站在这样一个高度认识国家和政府为大病医保所应该付出的努力，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大病患者赞许和称道的。的确，大病医保是世界公认的社会保障的基石，也是体现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发展实力的基本依据和文明水准。在国家出台《指导意见》之后，我们病友之所以欢欣鼓舞，是因为我们不仅看到了自己可以继续治疗的希望，更是看到了一个国家的襟怀和希望。

　　为此，我们殷切地期待上海能在国家出台《指导意见》之后，率先在全国延长甚至取消大病医保的期限，真正给大病患者一份贴心而实在的保障，真正兑现国家对人民的承诺：“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大病医保绝不应是短期行为，而真正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关系到每个国民的长远的民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