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迅速进入老龄化时代，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养老金储备严重不足，二是体制失衡，三是养老基金在保值增值效率方面低下。

　　高菁表示，这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中国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来促进发展的阶段。

　　中国养老储备严重不足。美国第一支柱养老金占GDP比重的18%，二、三支柱是70%。而中国第一支柱只有7.48%，二、三支柱加起来0.59%，水平很低。

　　“养老金储备过低的问题主要是体制失衡和保值增值的不理想，二、三支柱发展严重滞后，第一支柱虽然占主体地位，但存在着财务持续性问题和结余资金收益率过低的情况。第二支柱面窄量低，中国企业年金真正起步是从2005年、2006年开始的，覆盖率不足1%。第三支柱更是处在无制度、无组织的无序状态。”高菁介绍说。

　　从保值增值角度来看，没有从储蓄型养老转为投资型养老，这是没有充分应用复利增值的效益。

　　高菁举例说，美国一个储户从25岁开始将他收入的4%交入养老金账户中，65岁退休开始领取养老金，领取到90岁。年投资收益率按7.5%计算，他所有的养老金中10%来自交费，30%来自于他退休前的保值增值，60%是他退休以后领取到90岁时的保值增值，这是“136法则”。

　　高菁认为，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发达国家先进制度的过程，养老一定要变成投资性养老，养老资金一定要从储蓄资金中强制分离出来，这需要国家建立制度来保证。就像复利前提，一定是账户锁定，不能打开和提取，每月必须缴费。像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和中国香港的强积金制度，都是学习西方制度的智慧结晶。

　　中国老百姓的养老资金放在银行中，一方面享受不到复利增值的好处，买房买车、孩子读书都要取钱，很少能够把储蓄资金做到60岁才去领取的。另外一方面是被动承受着通胀损失。高菁强调，第一支柱中的所有财务风险都打包推向了未来，制度存在持续性危机，严峻的老龄化成本将逐渐货币化，巨大的隐性成本将逐渐显性化。专家预测社保结余资金10年因通胀损失达到了6000多亿元。

　　高菁介绍说，第二支柱虽然6年发展比较迅速，增速比较高，但是其资金更多来源于补充养老的资金转移。其次是政策的影响，税收优惠是企业年金的生命线，2008年财政部企业司出了34号文，把人社保11号、24号令中的8.33%的税优拦腰一刀变成4%，给企业年金市场带来了下跌。之后，财政部税政司出台27号文，把税收优惠提高又带来了一个提升。这说明企业年金与政策完全相关联。

　　第三支柱目前没有专门的制度设计。当然目前这一领域有一个利好消息，个人税延型的养老可能在上海落地。

　　高菁认为，从各个支柱未来改革方向来预判，中国还是要大力发展二、三支柱，避免“一柱难支”；社保结余基金要市场化的投资管理；未来的税优模式还要进一步的改革；通过上海税延政策年底的落地，我们希望它成为“先驱”而不是“先烈”，在全国能够推广。

　　从保险行业来看养老险和健康险，我们中国保险行业偏重对物的保障。调查显示，国际上寿险收入目前是财产险的1.38倍，中国寿险收入只有财产险收入的1.28倍；同时，寿险行业更多偏重于投资理财型产品，真正具有保障功能的养老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只占到寿险总收入的12%。“所以无论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对寿险行业产品分类进行分析，未来中国将会出现颠覆现有的模式，更注重以人为保障的保险文化。”高菁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都会成为未来保险业发展的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