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的研究，延长一年期寿命可以增加人均GDP4%，美国1960—1990年经济增长的10%—15%可以归因于成人死亡率的下降。
在中国，很多证据显示，我们还没学会科学地进行健康投资。最说明问题的是SARS。此后，政府非常关心公共卫生问题，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及省级疾控中心的硬件，投资114亿元来建设医疗救治网。然而，所有疾病都是地区性的，最需要的是第一线，反而最不受重视。
就控制传染病而言，软件比硬件更重要；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国民健康素质提高最重要，却几乎没有投资。相反，有关方面迷信所谓的“专家权威”，“拍脑袋决策”，未经科学论证就匆忙上马建设其实并不需要的“传染病医院”、“公共卫生中心”，这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国内的公共卫生、宏观健康投资决策常常是围绕危机、热点问题和有组织利益集团的关注点而进行的。也就是，往往根据短期需求来进行决策，不是依据长期研究的成果。
同时，在决策依据的研究方面，国内对卫生领域的政策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医疗保障、医疗机构改革和社区筹资与组织等方面，开展公共卫生政策与体系建设的研究较少，有质量的更是少得可怜。
而且，公共卫生基础资料也不系统、不全面。到今天，我们还没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全国性的出生和死亡统计系统，也没有全国性的人群肿瘤发病注册系统。在这点上，中国比美国落后了至少半个世纪。有质量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循证决策又从何谈起？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习如何科学地进行健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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