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我是在保险公司业务员的游说和误导之下，才退出安康附加重疾险，同时改投鸿泰附加重疾险的。前后两个合同在时间上是连续的，保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应该从我投保的第一份保险，即安康附加重疾险的时间起算。”利韬道出隐情。

　　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引经据典：“从法律的角度看，安康附加重疾险合同已经解除。第二份合同，即鸿泰附加重疾险合同的起算时间从第一份合同签订时起算，没有法律依据。再说，你在投保时，肯定知道自己患病，但未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基于此也能免赔。”

　　“利韬如果知道自己患有重疾，就不会改投鸿泰附加重疾险，因为这个险种的重疾险保险金是10万元，而之前投的安康附加重疾险保险金是12万元，且后一险种保费比前一险种贵。一个投了重疾险的人，不可能在明知自己患有重疾的情况下做出如此不明智的决定。所以，利韬不可能存在不如实告知的情形。”利韬的代理人据理力争。

　　许绿叶法官意识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案件，以利韬的身体及经济状况而言，这个案件容不得细细斟酌和讨论，最好是通过调解速战速决，但当天要在庭上达成和解协议是不太可能了，许绿叶法官决定庭后见机做工作。

　　打感情牌促事圆满

　　许绿叶法官随后向合议庭其他成员和庭领导汇报了案情，最终决定本案最佳的解决方式是通过调解解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许绿叶法官一边思索案件调解的突破口，一边与双方积极沟通。许绿叶法官对保险公司表达了个人观点，一是利韬的保险意识很强；二是利韬在前后两次投保时不可能知道自己身患重疾，利韬的问题仅仅在于变换了险种，但利韬主张他是受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游说才变换险种的。另外，前后两份保险时间是连续的，如果第二份保险的等待期可以从第一份保险订立时开始起算，则保险公司必赔无疑。

　　见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态度有所缓和，许绿叶法官不失时机地打出感情牌：“你想，这个钱肯定是利韬的救命钱，法官不可能不考虑社会效果和普通老百姓的合理期望，不可能教条判案。如果他是你的亲属、朋友或者一个你想帮助的人，你们还会这么坚持不赔吗？”

　　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决定向公司汇报后答复。两天后，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打来电话，他们的调解方案是赔5万元。

　　通过多次做利韬的工作，利韬同意作出让步：“许法官，如果保险公司能赔我7万，我就满意了！”

　　案件有了实质性进展，许绿叶法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以自己多年练就的本领，以调解结案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双方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并且保险公司似乎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要他们在5万元的基础上，多加2万元也不容易。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许绿叶法官与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之间进行了多次沟通，希望保险公司能够增加2万元，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应允。细心的许绿叶法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利韬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曾经找过保险公司负责业务营销的主管，该主管表示像利韬这种情形，保险公司肯定要赔。于是，许绿叶法官将这一事实告知了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指出保险公司内部有主张赔偿的声音，希望该代理人能够将7万元的赔偿方案和意见上报保险公司高层讨论。

　　保险公司也感觉到许绿叶法官的认真和负责，该代理人在当天下午打来电话，说保险公司高层同意赔偿7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