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还是那些事儿，只不过都要惦记着法院的判决。”廖丹的声音有些疲惫，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时希望自己的努力弥补能够获得法律的同情。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廖丹退回了全部欠款。

　　过去四年，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廖丹私刻公章，骗取北京医院17.2万元。廖丹的行为涉嫌诈骗。

　　但除此，他没法给妻子治病……

　　难道大病猛于犯罪？

　　而面对大病，并不只廖丹做出了如此残酷的选择。江苏女孩杜云在刚刚结束高考后便做出选择：放弃上大学，赚钱给身患癌症的母亲治病。

　　诸多类似的选择日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遭遇大病，巨额的医疗花费使单个家庭的力量显得单薄和脆弱。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病的救助需要制度性的保障。

　　“大病保障是衡量医疗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7月19号在主持召开医改领导小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时指出，“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覆盖城乡，但大病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突出，往往一个人得大病，全家陷入困境。”

　　在这次会议上，李克强提出了我国未来大病保障制度建设的两个路径：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投入，逐步提高基本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取政府委托办理、购买服务等办法，支持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

　　大病来势汹汹

　　对于妻子的病，廖丹可以稍微松口气。

　　爱心人士为其筹集的50万元，至少可以保证未来几年内妻子做透析的资金。“这笔钱将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负责执行，专款专用，只用于我妻子的治疗。”廖丹如是说。

　　不要说一个困难家庭，即便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家庭，50万元都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也正是大病的可怕之处。它不仅威胁健康和生命，更重要的是其巨额花费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存能力。正所谓“一个人得大病，全家陷入困境”。

　　在国际上，对大病的描述也正是基于其给家庭经济能力所带来的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灾难性的医疗支出指的是强制性支出大于或等于扣除基本生活费之后家庭剩余收入的40%。

　　那么到底是多大一笔支出？中国平安(微博)保险公司曾经做过一个关于重大疾病医疗费用的统计：恶性肿瘤的治疗费用10万-30万，平均15万；急性心肌梗塞，平均10万；脑中风后遗症，10万-12万；慢性肾衰竭，洗肾400元/次，1-2次/周，换肾15万~30万，等等。

　　显然，大病已足够昂贵。这是从家庭的角度理解大病，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大病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