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阿拉斯加州居住期限在6个月以上的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之后，每年居民都会收到几百到上千美元的分红。阿拉斯加州的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已成为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社会分红。
在阿拉斯加州的启发下，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陆续提出了社会分红的主张，或者迈开了社会分红的第一步。
2001年，亚洲金融风暴刚刚平息，新加坡仍处于经济衰退中。为了帮经济困难的民众度过难关，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从此定期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就成了新加坡政府的惯例，被称为“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
在今年2月公布的新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新加坡政府又拿出了66亿新元的“红包”与全民分享。按此计划，所有成年新加坡人都将获得100新元至900新元的增长分红。据估计，一般家庭在这次预算案中能获得3000新元左右。如果加上新加坡政府早前已宣布的援助计划，如就业入息补助、托儿补助金、杂费回扣等，一般家庭所获得的总金额可高达8500新元。
根据詹姆斯·米德的理论，社会分红是公民经济权利的重要来源，而且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蒙古国贫富差距大，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采用现金或持股分红的方式，可以使公共财富公平地增进不同阶层的福利水平，尤其惠及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提高公民对公有财富的关心程度。
蒙古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大量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陈宪说，社会分红要理顺的是“国富”、“民富”的关系，如果存量意义上的公共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里，那么“民”就很难富；而当资源所有人比较分散的时候，财富利用的效率往往更高。“逻辑上不应是‘国富’之后才轮到‘民富’，而是应该通过货真价实的‘民富’实现真正的‘国富’。”
分红会分坏吗？
蒙古分红消息宣布后，有人为其做法叫好，也有人担心蒙古重蹈俄罗斯“证券私有化”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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