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收益丧失并非等同于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停滞
记者：目前，经济形势的严峻使得保险业发展中结构的不合理问题更加凸显；而作为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保险投资收益下降，又使保险业必须承受资本市场波动的考验。因此，有些人对保险业未来发展表示担忧，那么保险业发展的快车时代是否真得结束了？
孙祁祥：我个人认为不会。2007年资本市场发展好，投资收益提升比较块。但从保险公司来说，保险投资的本源——保险资金是从保费来的。举例说，如果一个保险公司险种结构大部分是传统保险，另一个保险公司主要经营
投连险。由于投连险资金规模大，保费进来后把资金拿到资本市场投资运作，该公司成长性在这一阶段肯定好，但快的主要原因在资本市场，它获得的是投资收益，很难说是本源业务在发展。
因此，当我们分析市场时，把2007年至2008年保险业的发展看成是正常发展是不准确的。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至今，保险投资收益大幅度增长只是出现在去年达到10％至12％，而过去这么多年投资收益平均为3％至4％，但保险业平均增长却在30％左右，发展非常快。因此将投资收益的丧失等同于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停滞，是使用了错误的分析数据得出的错误结论。仅仅依据资本市场不好，导致保险公司投资收益下降的情况，就预言保险业快速发展时代的结束，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支撑保险市场发展的要素并没有改变。
五大因素支撑保险业快速发展
记者：您认为支撑保险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孙祁祥：主要有五大因素。一是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保险业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保险业就越发展。二是政策性因素。在中国，政府作用强于其他国家。而从基本面来说，政策的信号非常明确，党中央、国务院的很多文件中都反映出，国家发展商业保险的立场是坚定的，这条路将持续走下去。三是所有制因素。商业保险的发展与所有制有很大关系。随着中国居民私人财产的增加、特别是像住房、汽车等私人财产的增加，对财产保障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同时，个人的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就有了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就需要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一般百姓的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占30％左右，银行储蓄占30％，其他投资占30％左右。而我国，保险资产比例非常小，这个差距表明对保险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四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持续。伴随着这样一个进程，到城里来的农民，脱离了土地保障，必然寻求货币保障，
意外险、
健康保险、寿险业发展都会有很大的需求。国外的经验表明，其寿险大发展时期均发生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阶段。五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变。我曾经提出，在发生大灾之后，主要是依靠财政手段还是保险手段来帮助恢复经济，实际上可以看出一个经济的特质：前者还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或者说计划经济，后者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既定的，因此，发展和完善内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元素之一——保险制度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义。由此可见，不管从那个角度说，保险业赖以增长的支撑因素依然存在，未来保险还是机遇很大、机会很多的市场，关键是保险业如何创新以设计出更多的新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还有一个佐证，衡量是否是新兴市场的很重要的指标，是看游资。多年以来，外资、民间资本一直对中国保险业保持强劲信心，这也是证明保险业发展的基础，承袭增长的因素还是存在的。
当然，在树立对保险市场发展前景信心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前些年提出的制约保险市场发展的几大“陷阱”还仍旧存在。具体来说，就是“投资陷阱”、“人才陷阱”和“制度陷阱”，如果不能跨越这些“陷阱”，则会形成保险业的“发展悖论”，即发展速度越快，风险将会越大。另外，保险业在过去20多年的增长中，还是过分强调发展速度。但同时，我也强调，不能因为说出现金融危机了，保险公司就不能做投资业务了，投资还是保险业发展的生命线。不过，保险业毕竟是以主营业务为基础做投资，必须以主营业务作为投资的支撑条件。
放开保险投资渠道应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结合起来
记者：日前，国务院已经批准保险公司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保监会正在制定有关的试点规则；同时，正在修改的《保险法》可能会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您认为，保险投资渠道的再放开是否会很快带来保险公司未来投资收益提升？
孙祁祥：从上世纪90年中期，保险投资渠道经历了多次放开。目前，国外保险公司能投资的渠道可以说中国基本上都放开了。但保险公司投资与其他投资不一样，绝对是安全性第一。从保险监管来说，放开渠道，就给保险公司一个选择权；因为对保险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当险企有机会赚钱的时候，不能因为监管部门没有放开渠道，而使其丧失获取收益的机会，使经营受到损失。但同时，监管机构必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它需要根据投资环境、保险公司经营能力、偿付能力等状况设定一个投资比例，这是必要的监管措施。如果保险公司治理机构非常好，具有非常强的风险控制能力，是一个真正对股东、保民负责的企业，在多条渠道放开后，它也会根据自身实力和市场变化情况，在众多投资渠道中选择对企业来说安全性最好的渠道组合，而不是像赌博一样，选择“撞对了”对自己来说是高收益，失败了最后则由监管部门、财政兜底的投资组合。
对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要看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模式。如果政策、机会对所有公司是一样的，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在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保险资金进入到基础设施行业，分享投资的成果，从积极意义上说，没有问题。但我看国外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比如像美国，它的投资渠道是比较宽的，但保险公司投资的70％左右是债权投资，股票占比非常小，一般账户的股票投资只占到6%至7％，平均在10％以下。虽然在它的特殊账户中，股票投资可以占到80％至100％，但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投连险至今，投连险的比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大部分是
定期寿险，这样的险种结构反映出美国保险行业主业定位相对比较清晰。因此，放开保险业投资渠道，对公司提升投资收益来说是积极信号，但对监管部门来说，放开渠道、控制比例、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应有机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