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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大病治疗需建立制度保障 并非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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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要提醒大家三十年前我们那时候叫公费医疗,城市是公费医疗。孩子们和老人那都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那时候经济水平是什么?人均当时中国人的储蓄我算了1978年23块钱,人均P382块钱。现在人均P快到三万了,我们那时候国家的P是多少呢

  王振耀:你今天说的数据特别重要,一年整个市就三百多个大病儿童?

  主持人:这个大病病种包括什么?

  于瑞苓:不仅有五种大病,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和肾衰竭,现在已经扩大了,比如孩子得了一种病花钱很多,也可以放在里头了,同样从救助金里面救助,不一定非得是白血病。基本上每年有三百多个大病儿童。

  王振耀:不可能这么少?

  于瑞苓:剩下都是肺炎,阑尾炎,感冒。

  王振耀:这个比我说得还要多。

  齐广志:关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白血病的数量,我们通过新农合及一老一小统计得出,城市户口不到130个,农村儿童大概127个。

  于瑞苓:凡是大病可以来申请就三百多,连续三年了。

  王振耀:市二百万多个孩子,三百多个患有大病,这个数据比我们原来想象少得多。这个更能证明全国完全有能力做少儿大病医疗救助。

  于瑞苓:到底多少孩子需要住院,多少需要多少钱,最开始心里确实没数,做统计工作是很难的。但是经过04年到现在我们发现,确实没有这么多大病的孩子。并且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孩子会被统计好几年,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今年统计有他,明年又有他,实际就他一个人,但是不是每年都花那么多钱,不是每年花三四十万,而是总的疗程花三四十万。

  王振耀:你们今天不说,我依据万分之三的比例推算出怎么都有一千多大病儿童,这应该算一个爆炸性新闻。确实应该对全国各级说你们放下心,有两个人说了,需要救助的人数并没有想象中高。他俩不是为了什么制造新闻,他俩就是工作经验随便谈的。但过去我们确实被数字吓到了,他俩的话对我都是一个冲击。

  于瑞苓:我现在给您报一个好消息,市前一段时间,市财政局和市民政局找到我们,又商量这个事情。准备今年还要做一个大病救助公益救济金,可能不只是孩子,包括,启动一笔资金要求每年募集一定数额捐款,初步做的方案,这里面包括一些户籍的,包括居住五年以上的。这个事已经有一个方案了,刚才处长讲的确实体验市关注民生,包括我们少儿大病救助基金这件事也是纳入市为民办实事之一,其中一项由我们来做的。虽然说少儿大病没有投入钱,但是也是完成的工作。

  主持人:刚才提到在申请救助,其实已经是突破原来固有的五种病种的,这在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吗?

  王振耀:其他地方很多它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刚刚不是在全国陈竺宣布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刚刚宣布医疗保险承担主要费用。其他很多大病往往出现最近又报道出来的,没有办法,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出现的这样一些现象,到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解决,这是需要全国各级都应该赶快形成一种模式。在全国不是五种,而是他们说的其他大病都可以救助,没有什么大的挑战,现在最后一点就是观念。因为我们中国人认识问题光论不行,一定得说经验。

  王振耀:只要行动起来儿童大病问题一天之内可以解决

  主持人: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国外经验可以借鉴的。

  王振耀:我在巴西着着实实受了一番刺激,我们仅仅说受全国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我们有哪些福利性的措施,像四免一关爱等。到那儿人家巴西就问,你们为什么要实行四免一关爱,我们当时喊的口号很高,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科技发展。人家马上就问,别的儿童你们怎么做呢?把我们问住了,后来人家开玩笑,我们巴西所有的孩子看所有的病都不要钱,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已经实行二十年了,并且还说了一句话甚至我们的孩子小学生的午餐都是提供的。甚至在印度,你看印度巴基斯坦比我们经济发展,现在你去看的话,乞丐在印度是满地,很多地方都是乞丐。但是你看每个县都有机构,排队很长,到那大人小孩都免费,外国人也免费。在国外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儿童的整个医疗,特别是这些大病的保险是走在前面的,往往走在成年人,老年人之前。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做很多借鉴。当然现在我认为已经把各种指标都测试出来了,人家是做了。做的更直接,咱们看看其他国家,包括印度,蒙古,中亚的,那基本上更不要说日本、韩国。

  我要提醒大家三十年前我们那时候叫公费医疗,城市是公费医疗。孩子们和老人那都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那时候经济水平是什么?人均当时中国人的储蓄我算了1978年23块钱,人均P382块钱。现在人均P快到三万了,我们那时候国家的P是多少呢?是三千多亿,不到四千亿。现在P是39万亿,快到40万亿了。所以我们的人口,三十年涨了,人口才长多少。经济不是个大问题,不要拿出经济水平达不到,不要拿出这个理由。请看看,04年经济水平,把那时候算一条线,07年也可以算一条线,你看现在有多少省已经超过的04年,已经超过的07年了。沿海地区很多地方到现在有的城市可能比人均P要高,财政收入比要高,可是人家做了没有呢?特别是沿海地区应该被经验受一些刺激。我是一直呼吁民生千万不要作秀,不要空泛,孩子们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

  主持人:那些没有行动起来的地方没有理由。

  王振耀:没有任何理由做解释。我觉得从今天算完这个帐,全社会都该反思了,为什么我们出来一个二百万的数据呢?我们应该想想。为什么把自己了,都应该想想,学学,他说的三百来个数量并不多,全国的儿童大病问题,这个一天之内可以解决,没有什么多复杂的。他俩说这个数,人家做的成套经验能跟着慢慢一步一步走吗,大帐不都已经算出来了吗。

  主持人: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就到这里,感谢三位嘉宾。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益论坛。今年的5月30日到6月4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华人民国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周将继续开展,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通过一系列社区活动和政策论坛让更多的人关注儿童福利。

  上海儿童医疗保险今天我们请到了3位专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儿童大病医疗的相关问题。这位是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王振耀院长,这位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的齐广志处长、市红十字基金会常务理事长兼秘书长于瑞苓女士。

  齐广志:防范儿童疾病是社会责任更是责任

  主持人:上经常出现救助患重病儿童的报道,很多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治疗费或因此陷入贫困,可以说对大病儿童进行帮助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必要性都包括哪些方面?

  王振耀: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社会为民办实事头等重要大事,它的意义常大的。因为儿童的福利如果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或者儿童的成长有一点定闪失,这会关系到未来整个社会的发展,牵扯到他将来的整个发展的健康问题?整个人民的家庭生活会不会幸福?牵扯到人们的心理的一种承受能力。所以说儿童大病能不能得到制度性的,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和社会的互动的机制,我觉得都是特别重要的。其实在全社会都是很早,甚至有许多国家是百把年前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采取各种方法来解决。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的福利水平,或者儿童的大病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制度性的保障,其实也是关注到我们国家的未来。

  主持人:具体有哪些儿童病种需要、企业和社会力量提供帮助?

  齐广志:随着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化学物质对人体的程度比较大,目前病种发展主要包括五类:患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和肾衰竭,白血病在治疗大概花20万到40万,病情较重的甚至要花费40万到80万之间。治疗这些儿童的病,如果没有社会力量救助,可能造成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中国16岁以下孩子占3亿多,占世界儿童五分之一,刚才王教授也讲到少年儿童是祖国未来人类素质提高是基础,防范儿童疾病是社会责任,更是的责任。

  主持人:随着的发展、信息方式的发达,我们发现这样的信息越来越多,但单个救助的效率和覆盖面毕竟会受到,形成一套有效的救助机制才能提供稳定的保障。请问王院长,儿童大病救助机制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目前推进的情况如何?

  王振耀:城乡当时的大病救助,包括儿童大病的救助机制,这是我当时参与的。然后到民政部福利司有儿童大病救助的,我又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且做了很多调查,最后确定了试点那些项目,和民政部、卫生部,劳动社会保障部一块来推动这个事情。从现在看大体上是这样的:一类像上海,两家红十字会在儿童大病问题上,他们是迈开了最早的步伐。很多在9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就做了一些试点,做了儿童大病住院医疗互助金。他们是个人拿50块钱,出50,但是做得很好。应该说报销的标准、比例,上海到现在都是红十字会在做,一年一个孩子可以得到补助十万块钱。上海当时谢会长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参保的200万儿童大体上是两个亿,一年大病儿童每人报销十万,大体上还可以剩一点点,这是一类。

  第二类是由牵头做的,想老百姓很满意的一老一小.别看这一老一小,这四个字在是心里很温暖的一个字,还是采取红十字会那个制度,也是自己出50块钱,出50块钱,现在这个制度在一些省会城市,像深圳、成都包括天津都跟上了。

  第三类从前年开始做的社会救助类的,以慈善组织为主,、社会密切合作来进行救助。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江西慈善总会把渠道打得很通,哪家孩子有大病,通过慈善总会进行协调就能对其进行帮助。像这一类的省现在开始有几家了。

  但是总体上现在看儿童大病救助还处于相当不平衡的发展局面。很多地方想做,但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障碍,要达到、上海的水平,现在看来很多地方还没有准备。

  王振耀:资金问题并非儿童大病医疗制度建设最大障碍

  主持人: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是资金的问题吗?

  王振耀:从全国来看不是资金问题。我们算了一笔帐,为很多病种做了定点调查,按、上海的标准(一人每年报销最高额度是17万,参保时自己出50元,补贴50元),全国都达到的标准,三亿儿童如果全出也就是三百亿,如果像、上海出一半,老百姓拿一半,只有150亿。现在什么项目没有300亿,150亿就更少了。现在脱节的不是资金问题,主要是咱们社会对民生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认识还不够。都说这个钱怎么办,这个钱很多呀,一个孩子可能牵扯到几十万,算小帐算惯了,算大帐就有困难了。

  之前出现过一个很不好的数据,在央视的节目上海红十字会谢会长指出来那个数据可能不太确切。当时算出来全国身患白血病的儿童有二百万,如果按照一个人十万的补助就需要两千亿,这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天在做节目,就说这还得了,两千亿谁也不敢做。我们在承担这个任务研究的时候,一个的初中生,听我们在那儿讨论,说你们说的数大概不对吧,我们一下就傻了。按照0到14岁的儿童有两亿多来算,说明一百个孩子就有一个。他说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没有看到一百个孩子里有一个,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大家一下觉得两百万怎么回事?结果一问,卫生部在搞了定点调查以后才发现是万分之三左右,不是百分之一,是相当少的。后来一合计全国白血病患者大体上是6万到7万,之前200万的数据太影响决策了。

  咱们整个社会还是弥漫着一种传统,以家庭为主来做儿童福利,好像儿童的成长是家庭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似乎到现在大家这个观念还没转过来。我当司长的时候为什么一推孤儿福利,原来大家为孤儿说了很多话,但是资金没落实,真正一落实中央拿出25亿,然后地方上、老百姓反映街上流浪、乞讨的孤儿少了很多,25亿的政策取得的效果是了不起的。所以资金不是大问题,但是我们的传统的行事方式和传统现在看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主持人:公益机构如红十字会、,这两种力量应该谁来占主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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