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仁超：在第三本书《论性》中，本人引述一个真人真事。1992年一位离婚后带着3个月生活费及三个孩子的中国与犹太混血的上海女子移居以色列的故事，说出中国人与犹太人思想上的不同。中国母亲认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结果是慈母多败儿。犹太人认为孩子应帮母亲做事包括赚钱养家，因为“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结果三个孩子从上海到特拉维夫后，未长大已学会赚钱，今天已成为小富。

　　网友：千金难买少年穷，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有意制造这种穷的环境？

　　曹仁超：我是很不高兴中国的母亲常常说，再穷也不要穷孩子，再苦也不要苦孩子，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我还是赞成我的母亲，她说，穷嘛，所以我的孩子应该苦的，犹太人常常叫小孩子去洗碗，或者是赚钱帮自己家里。今天刚刚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人富起来了。我看到，中国的母亲对孩子太好了。这个我在香港看到的，很不顺眼，12岁的孩子，要菲佣帮助穿鞋，吃饭，样样母亲弄好了，吃饭之后，碗也不洗。这个不是对孩子好，是对孩子差。无论你有钱没有钱，千万不要对孩子太好，爱在心里面，不要纵容他。因为他老把这些认为你是对他好的。不要父亲母亲给他太多的钱，慢慢他养成赚钱的习惯的话，比你今天对他好，更加好。母亲不能够照顾他一生一世的，你不希望你的孩子一生一世是靠你去养的吧。所以我很反对再穷也不应该穷在孩子身上，再苦也都不应该苦在孩子身上这种说法。我主张让孩子从小开始明白什么是穷，你父亲有钱是你父亲的事，不要将他太多钱给孩子，让他早一点吃一点苦，吃饭都是饭来张口，这都是不好的。

　　文/（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莎拉）

　　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生下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

　　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

　　一天，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邻居的话很伤人，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第二天放学后，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每个卖50雅格洛）去学校，放学回来，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与中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她告诉我，在犹太家庭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首先，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是：

　　老三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400雅戈洛(20个春卷，成本600雅戈洛，销售1000雅戈洛)。

　　老二40雅戈洛一个批发赚200雅戈洛以后每天送100个去（销售800雅戈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