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15日，深圳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接业务员报案，称被保险人于8月8日晚被杀，现该案正在侦破过程中。因双方对保险合同的标的有分歧，公司于9月3日发出“撤保通知”，受益人之监护人不服，于1997年1月1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付保险金四十万元。

　　(1)被保险人吕萍于1989年黄雷结婚，1992年至1993年婚姻出现危机，1995年7月吕萍正式提出离婚，后撤诉。黄雷遂与其二人的好友黄海东约定，由黄海东将吕萍，免除其所欠黄雷的8万余元债务。1996年8月8日，黄海东约吕萍在外吃饭，后在其车内用尖刀将吕萍刺死，抛尸野外。经鉴定，被保险人吕萍的死亡时间为8月8日晚8时许。

　　(2)吕萍于1996年5月在深圳人寿保险公司给自己买了10万元的寿险。5月底，深圳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福田支公司在街头咨询，吕萍为女儿买了10份少儿终身幸福险，并留下家庭地址、电话。当晚福田支公司业务主任根据吕萍留下的地址，上门收取了10份少儿险的保费。7月29日，吕萍填写了我公司的投保单，投保主险平安长寿20万元附加意外20万元。次日，吕萍交纳了300元的体检费，业务员开具了“人身保险费暂收收据”，因标的较大，业务员按公司有关告知吕萍必须体检，体检合格并经核保同意承保后，这300元体检费会转为首期保费的一部分。8月7日，吕萍依约到公司体检，业务员告诉吕萍，若身体有问题，公司可能拒保，也可能有条件承保，吕萍即告诉业务员，如果加费承保的，在1000元内可由业务员自行处理。按公司，被保险人按标准体承保所需交纳的保费为15460元，吕萍便与业务员约定，8月9日晚6时30分在吕萍家收取保费(300元体检费承保后转为保费)。8月9日业务员到吕萍家，吕不在，从其母手中取得保费15160元。据吕母讲，这笔钱是吕萍下午出门时交给她的，并说明已约好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来取的。业务员拿到钱后，给吕母开具了编号为0088737的“人身保险费暂收收据”，标明保费总额为15460元，并收回了先期开出的300元的体检押金收据。由于8月10日、11日公司休息。8月12日，业务员将吕萍的保费交至公司，核保人员在审核保单内容后，在“投保书”上的“核保意见与结论”中得出结论“右肾积水，EM：+75%承保”，并发出了《新契约投保事项审核通知书》，指出吕萍因右肾积水，需作为次标准体承保，“加费400元”。业务员为吕萍垫交了这笔加费。8月14日，深圳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签发了吕萍的正式保单，保单上载明保额为平安长寿险20万，附加人身意外险20万元、扩展医疗险5万元，受益人为黄昊，投保人吕萍，保险责任自1996年8月12日中午12时起。8月15日，业务员将正式保单送到吕萍家，得知被保险人吕萍已经由有关部门死亡。

　　(1)保险合同的成立时间为1996年8月12日投保人于1996年7月29日签署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后，向保险人实施投保要约行为，保险人在审核了被保险人的体检结果和投保书后，于1996年8月12日对投保人的要约提出反要约，即要求被保险人以次标准体加费承保。1996年8月12日业务员代表被保险人吕萍接受了保险人的反要约，即代被保险人交纳了加费的费用。从合同成立的角度来看，投保人与保险的保险合同成立于1996年8月12日。

　　投保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成立于1996年8月12日，被保险人于1996年8月9日早7时前已死亡，保险合同成立时保险标的已经不存了，《保险法》第11条：“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标的于保险合同成立时已灭失，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没有保险合同关系。

　　业务员在投保人填写投保单时就已明确说明300元是体检押金，且在投保单的封面上注册“预交体检费”，之后，被保险人根据已交付的体检押金进行了体检，根据“人身保险费暂收收据”注明“今收到吕萍交来的保险费300元。若该申请单被我公司接受，此项费用即自动转为保单项下之首期保费，并使保单生效，我公司亦会另开具正式收据，若该申请单不被接受，则此项费用会及时返还投保人。”300元是暂收款，不是保险费，从合同成立角度看，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合同成立于1996年8月12日《保险法》第12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险法》第13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时间开始承险责任。”因此，在保险合同成立前，不存在保险费的问题，300元只能是预收款，在合同成立时转为保险费。

　　判决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签定时，作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已经死亡，保险标的已灭失，保险合同不成立，所签发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不负保险金赔偿义务，对受益人的索赔请求不予支持。深圳市福田区由此判决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