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政策一直是由谁来埋单及谁会受益来决定的。美国现行的制度容许非法移民存在，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对农业和其他一些产业有用，而且美国的中产阶层家庭因此可以雇得起保姆。这就意味着，尽管总统候选人信誓旦旦地要修订《移民法》，但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设立途径让非法移民到美国打工会有很大的风险，可能引发大规模移民潮。反过来，完全杜绝非法移民的代价太大，谁也承担不起。保持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最省力的办法。

　　移民数量的消长还取决于非法移民是否有希望找到合适工作—实现发财梦的第一步—与绕过严格边境检查的成本之间的比较。越境的成本有时过高。根据美国国土估计，非法移民的数量已经从高峰期的2007年减少了100万，降到了2009年的1080万。

　　价格的影响力

　　考虑到价格在人们进行选择方面的影响力，而竟然没有经常使用这种工具去引导的行为，真是咄咄怪事。例如，开展群众健康运动可能是个好办法，教育人们认识到某些不良行为的危害，例如吸烟和吸毒。不过要让人们戒烟，它的作用远远不如价格那么有效。尼克松总统发动“向毒品宣战”已经30多年了，毒品仍然泛滥。1988~2009年，12年级学生承认自己在最后一个月接触毒品的比例从16%上升到了23%。而同期青少年吸烟的比例从28%降到了20%。

　　这真是个悖论。青少年购买香烟是犯法的，但成年人则没问题。对比之下，买卖毒品却不分年龄，实际上都是犯法的。在伊利诺伊州即使持有少量毒品，一旦被抓住，就可能被判1~3年。不过考虑到这两类有害物品价格的演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容易解释了。自从1990年以来，各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香烟销售，加大了对香烟的收度，市税、州税和联邦税等一系列税收大约翻了一番，平均每包香烟课税高达5.20美元左右。2010年7月1日，纽约市香烟的最低价格上涨了1.60美元，达到每包10.80美元，其中7.50美元是向联邦、州和市缴的税额。相比之下，2007年纽约街头可卡因的零售价是每克101美元，比1991年下降了27%；的价格下跌41%，降至每克320美元。价格下跌表明，那些试图毒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政策未能奏效。但它也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幅提高价格，就能使青少年远离毒品。与一场失败的“反毒品战争”相比，使毒品化，加强监管，课以重税，可能才是毒品泛滥最有效的方法。

　　考虑一下对燃油价格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带来什么后果。在美国，廉价的燃油使人们越来越远离工作单位、学校和商店去找更大的房子。1997~2007年，美国人上班的平均程从7英里（约11公里）增加到11英里（约18公里），平均住宅面积则从1750平方英尺（约163平方米）增加到1807平方英尺（约168平方米）。

　　欧洲城市很少这样无计划地扩展，那里的城市受到历史的局限：它们都是几百年前建设的，长途跋涉既费时间又费精力。法国大时期，国王易十六从巴黎逃到瓦雷纳，150英里（约240公里）的程花了21个小时。欧洲现代城市的扩张受到燃油税的制约：欧洲人在燃油上花的钱是美国人的2~3倍。休斯敦总人口与港口城市汉堡的差不多，但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却少了2500人，这就是原因之一。

　　尽管美国和西欧的城市规划结构不同，但它们都与前苏联阵营的城市有巨大的差异—在那里，价格在土地配置上几乎不起任何作用。70年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满目疮痍，到处是破旧不堪的厂房，住宅区则被挤到了市区边缘。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修建的公寓房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展，越往外越拥挤。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以后，世界银行关于城市的一些规划与住宅融资专家作过研究，他们发现，莫斯科市区建筑面积的31.5%被工厂占用，而首尔只有6%，和巴黎只有5%。在巴黎，人们只要稍微多花一点钱，就可以很舒服地住在市中心附近，人口密度在离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区域达到高峰，而在莫斯科，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离市中心有15公里。

　　从多角度来看价格，清楚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运输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远距离运输的成本，推动了19世纪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历经进化，人类肌体本来已经适应了食物匮乏的，科技进步却使廉价的食物唾手可得，过多的热量囤积必然造成更多的人患上肥胖症。

　　理解价格的力量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到那些不允许价格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几年前我去过古巴的，一个衣着脏兮兮的妇女开车带我观光。她的身份让我大吃一惊，竟然是该市一家大医院的儿科医生。她就像童话里描写的女巫，瘦骨嶙峋，活像一根芦苇秆，两颗门牙都掉了，她说那是营养不良造成的。1991年苏联解体，切断了古巴的经济命脉，整个古巴蔓延。她有一辆破旧的拉达轿车，头脑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她和流浪者没有什么两样，只能在黑市上挣点小钱，勉强维持生活。她开车到处拉客，偶然捡到过的卡车掉落的一包雪茄，拿着到处叫卖。她拉着我到处转了一整天，收了我10美元。古巴的集体所有制怎么能让一个儿科医生来开出租车挣钱，还觉得这样的交易挺合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价格的副作用

　　正因为它的威力强大，所以价格之类的问题必须谨慎对待。漫不经心乱拨弄，必然招想不到的后果。由于担心出生率低，2004年5月宣布，从当年的7月1日起，给生孩子的家庭发放3000澳元的“婴儿津贴”。该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些临近预产期的孕妇，有的取消了原定的产手术，有的千方百计推迟生产，让孩子留在肚子里，造成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少，而7月1日出生的婴儿的数量创下30年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1696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发明了窗户税，即按每家窗户的数量课税，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10个窗户以下的家庭交2先令，10~20个窗户的交4先令，20个窗户以上的交8先令。

　　按窗户征税是合乎逻辑的，数起来容易，征起来也简单。它还很公平，有钱人住的房子大，窗户自然多，应该多纳税。与所得税相比，这样还不会让纳税人反感。可是国王没有料到老百姓的反应，他们为了少纳税，宁可把家里的窗户用砖头堵起来。时至今日，临街的那些堵起来的窗户成了当地一大景观，人们称之为“皮氏图画”，皮氏指的是威廉?皮特，1784年他把窗户税引进了苏格兰。

　　貌似温和的举措，只要改变甚至触动了对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与判断，就可能引发社会震荡。1974年美国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速度就是一个例子。“赎罪日战争”以后，由于美国决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导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实施这一措施以减少石油消费。

　　在当时的形势下，节油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这一措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为它根本忽略了开车人时间的价值：在这一新的速度下，70英里的距离大约要花1小时16分钟，比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多耗费16分钟。考虑到1974年产业工人平均工资为每小时4.3美元，往返距离多花的时间折合成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是1.15美元。

　　1974年每加仑含铅汽油的价格是53美分。若要节油所得与耗时损失相抵，那么一个普通驾车人需要每次往返节约2.17加仑汽油。而要做到这一点，所有汽车的燃油效率必须大幅提高，例如，雪佛兰萨博班必须降低22%的油耗，本田思域则需要降低50%的油耗。降低最高限速当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于是驾车人对这一置若罔闻。

　　1984年，纽约州的州际高速公上，驾车人有83%的时间会超过每小时55英里的限速。他们不惜花费50~300美元安装民用波段对讲机，用以相互提示附近有。1966~1973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发放了80万份民用波段对讲机执照，而到了1977年汽车上装载的对讲机达到1225万台。部门对此作出反应，安装测速雷达；驾车人针锋相对，纷纷安装电子狗。为此，有些州通过法律，宣布使用电子狗为非法。美国1974年通过《高速公紧急节能法案》时是否预料到这一系列后果，我很怀疑。到了1987年，把最高时速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1995年最终取消了联邦法律中关于最高时速的。

　　价格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公元前3世纪叙拉古的伟大数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个的落脚点，他只需要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要改变人们的行为，靠的就是价格。结婚率下降并不是因为社会风气变了，而是对比所作出的，婚姻的代价太大。我们少生孩子，是因为生育成本太高。经济学家指出，的人少了，不是因为人们不再，而是的成本太低；相比之下，派要求信徒有更多的捐助，反而提高了信徒的忠诚度。

　　本书将带领大家到商店里去，看看价格标签对人们的心理有什么作用，价格如何巧妙地引诱我们购物。不过，我们还要尽量扩大到日常商品交换以外的领域，研究其他方面的价格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有些社会文化中，男人可以花钱娶妻纳妾，而且越多越好，从而提高传接代的成功率。在另一些文化中，父母打掉女胎，为的是避免将来女儿出嫁时沉重的嫁妆负担。我们把许多行为归结为“文化的转变”，事实上却是价格变了，人们不得不根据经济状况加以适应。我们要深入思考为什么雇主给雇员发工资，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奴隶。我们要研究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的同时，难得的闲暇时间却成了最昂贵的商品。我们会发现，尽管生命无价的原则，我们赋予生命的价格实际上经常低很多。

　　我们还能发现，价格会把我们引入。对于2000~2006年美国房地产价格飙升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畸变，作为一种文明，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再过一个世纪，那时的人们可能会认为20世纪初的廉价石油对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价格这东西有时是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