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有关市场与该如何分工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危机使市场经济面临更多质疑，弊端在危机中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而从更深层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考量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从而清晰地看到整个“森林”呢？陈志武教授在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以后，国内外都在对市场经济、对商业或者说对商业文明，进行一些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给我们新机会去重新认识人类，认识不同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价值判断，也给我们以机会再次审视中国以及其他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大家对市场经济、市场化、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主张，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一群动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时一刻的事情和经历所，把过去更长时间的经历、从更长历史中得出的更加经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给忘记掉。
比如，关于市场与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两大阵营的讨论，那时期市场国家处于高度经济危机中，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不管哪种安排在逻辑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励上更与人性自洽，那种实际业绩上的差异——尽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时间的业绩比较——让当时的世界普遍认为基于行政配置资源的苏联模式更优，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管制经济、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这就有了1978年中国的，1980年后美国里根、英国撒契尔夫人的私有化，后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私有化等等，对二战之后的国有化和经济行政化进行逆转。当然，这次危机冲击后，人们又看到了中国与私有市场经济的差别表现，所以，人们就问：是不是又要对过去30年的经济“去行政化”、对“市场化”进行逆转，要“再行政化”、“再国有化”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重犯二战结束后所犯的判断错误，不要又因为一时一刻的短期经历得出一般性结论。“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委托代理问题出现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条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机或者任何市场危机都源自委托代理链条所必然带来的利益扭曲的话，由代替市场不可能消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为体系所含带的委托代理链比市场主体——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解决现代市场交易链条太长所带来的危机的办法，不是由更多取代市场，因为包括的美国，针对体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规制机制，都还远不如规制公司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来得可靠，后者毕竟还可以依赖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压力来解决，更不用说在制衡问题还没解决好的其他国家。
不过，今天我还是希望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市场经济、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如何把“人”从传统的“工具”约束、从“不”中解放出来的？以往，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市场化”，我们都不知不觉地从“相对于”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也就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对于而言的市场化，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这里就少说。
婚姻与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
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由全面管制经济毕竟历史很短，是近现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这是因为在现代、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又非市场的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族、、、社邑、等等。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
就以我们很熟悉的“家”作为起点吧。在黄梅戏《天仙配》中，其经典对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一首男女对唱情歌。该歌流行几十年，受到广泛欢迎，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来看人最向往的“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任何人的一生，没有东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响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这么根本的基石，市场化的发达或者不发达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生活内涵又是怎样受制于市场的发不发达呢？
歌一开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为后面更为实质的内容布景。接下来，“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劳动分工、经济合作的概念，家是生产单位。也即，家的第一个功能是经济生产上的互补与互助体。婚约支持下的家，使劳动分工有了信任、不违约的基础，因为虽然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进行劳动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合作能顺利的信任基础，为了强化信任，两人、两家联姻是一种方式，甚至是传统社会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产意义上的结盟，借此彼此的劳动优势能可靠地发挥，让产量高、产出不确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虽破能抵风雨”。从字面上理解当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个相互保障的保险体系，是之间跨越时空的风险交易体，好像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有了这样的无条件结盟互助，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是刮风还是下雨，是生病、还是年老，都不用怕！这种结盟增强了彼此风险、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经济风险交易功能。
“夫妻恩爱苦也甜”，这体现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种归属，夫妻间的情感，上的相依相连，让双方在未来即使碰上物质与非物质的困难，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让苦也能变成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这是说，如果双方能够通过婚姻成家，使共同的产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间互担风险，让俩人在心理与情感世界里互相关爱，那么，他们俩就能飞遍天下，在物质上和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说，“婚姻”、“家”的生产单位功能涉及到当下有没有足够多的物质产出，是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风险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来的经济安全问题，通过“家”所建立的“寒窖”来保障未来；第三个功能涉及到人的、心灵、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对上述“家”的功能带来了什么变化？“家”在如何转型？这些转型在解放个人还是在进一步个利？
首先，我想强调，在过去30年，商业文明在中国慢慢地兴起，“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被解体。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背景是农业生产，那当然是“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原始境况，一个浇水浇园，另一个耕田。那种安排下，不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时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饭、睡觉在一起，生产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农业进入工厂和城市，从事非农。于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境界越来越成为历史。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他们也可以开杂货店、开“夫妻店”餐馆，夫妻不是照样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吗？只是现在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公司化，连锁店公司化，像国美、家乐福、沃尔玛等公司已经把许多传统杂货店挤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餐饮公司把许多“夫妻店”的空间挤掉，于是，越来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队伍。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家”，由市场胜任。
但是，这样一来，对“家”有什么影响？至少，夫妻间花在一起的时间，还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发生很大变化。前面讲到，按照“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夫妻不只吃饭、睡觉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总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难。
而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没办法。在，绝大多数夫妻早晨六七点起来，快快吃完早点，就你到你单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点才回到家里。所以，我们会发现，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过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家”因为工业化和公司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淡化，生产单位意义上的“家”在解体。
这已经带来很多挑战，比如，离婚率会上升，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比以前淡。从另一方面看，“家”的生产单位性质或许没有了、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许反而比以前深了，因为原来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现在在一起时间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样以新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总之，工业化、公司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们从小长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场不发达人当交易工具
“家”作为农耕时代的简单生产单位在解体，但是，当商业规模或者商业复杂度、所需要的融资量高到一定程度时，以“家”、“家族”为基础的商业组织还会是常态，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产单位或者使其扩张，只是所从事的生产比农业、传统商业更复杂。
我们先看一组研究数据。2008年，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个婚姻样本，并把这些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的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股价会涨不少。
很明显，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不能，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商业财团、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有联姻关系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股市也希望企业掌门人家族这样做。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和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亚洲社会是否有其他选择？
答案在于市场的发达程度，更具体讲，取决于市场交易的信用，也即市场制度架构，还有资源机会是否平等。如果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商家与官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场上陌生企业之间的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他们家族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商业联姻、联姻是外部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的传统社会产物，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哪些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使用联姻、商业联姻。首先，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得到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中，那些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93%是联姻、商业联姻，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家族企业，其子女有96%是为了商业利益去联姻，远高于管制比较少行业的关系婚姻频率。反过来看，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家族企业子女爱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传统，通过婚姻关系把家族企业的利益起来，让自家财产不受的，而跟实力企业家族发生联姻，可以扩大未来发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发生，人成为具体的交易载体。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国，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业掌门人不会要求自己的女儿去为了家族利益嫁人。社会以前跟这里谈到的泰国和中国情况类似，但是，随着市场契约机制的深化发展、管制的减少，企业家子女的婚恋就被逐步解放。发展市场交易机制、减少管制，不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的交易成本，而且决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子女到底能否恋爱、结婚。市场化就是这么具体地把还给个人。
朋友说，为了家族的利益，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对于人一辈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是婚姻，这决定你一辈子要跟谁生活、跟谁一起生子女。特别是，当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时，未来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你不能说“没有感情了，所以要离婚”，因为当初就不是因爱情而结婚的。
当人际交易不是在市场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发生时，人就成了工具，人的价值由其工具价值决定。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习惯。在中国，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其核心原因是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亲子，儿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没有能力，企业长不了；而如果请血缘关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业，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过，委托代理问题可能严重。不过，“富不过三代”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其他社会也都有，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社会发展出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企业创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人、不用任人唯亲，而是通过契约关系以及相配的架构，到广泛社会去招聘，任人唯能。这样一来，企业创始人的子女可以凭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不至于除了父亲企业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反而因父亲事业的成功而失去。
但是，美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还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会也推演出过解决企业传承问题的变通办法。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接着，他了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使儿子并不一定成为人，企业掌门人会在儿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个；如果他选中的不是亲生儿子，就让女儿先嫁给被选中的年轻人，等女儿结婚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为三井家的养子，并且会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战之后哪种类型公司的业绩最好？第一类公司的掌门人是企业创始人的亲子，就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样；第二类企业的掌门人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第三类是由“女婿养子”管理的企业。研究结果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业绩最好，其次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亲子管理的公司。这些结论，或许对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有一些。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团掌门人松下正治从血缘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团从1673年到现在有好几个掌门人不是三井家族的，丰田汽车也是这样。
“女婿养子”比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传承的问题，通过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达到“双保险”效果，这样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当我跟女儿讲这个故事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他女儿的幸福怎么办呢？她说，这样做太了，不能接受，因为女儿为了家族企业的利益而被当成工具，要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或者说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子女会做工具用，她们的幸福被掉。
今天在中国，许多知识对经济学家不满，原因是他们认为经济学者过于迷恋市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当然不是万能，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只是，从的这些具体事例和数据，我们看到，当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人类活动和传统习俗时，方方面面的市场化细节正在把个人从各类工具用途中解放出来。所以，市场化、公司化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给人类以。
金融市场具体地解放个人
谈到，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已经在改变“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复杂度高因而对信用依赖度高的领域，“家”和“人”还在继续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产单位，只是其程度在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不断下降。
接下来，我们讨论“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变迁，重点看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主题继续是谈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场上。
之所以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产单位，是因为生产需要投资，一投资就涉及到价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价值节省下来、投入项目，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有回报，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跨期信用问题：怎样让人们能放心、愿意投资呢？其他人今后违约不认账或者耍赖怎么办？所以，“企业”基于什么组建、如何组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安排跨期价值配置、保障跨期价值配置的问题，而基于婚约和血缘的家、家族是一个古老又不允许有选择的共同体，以它为基础来实现跨期价值配置，当属自然。
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
就以防老、养老为例，一般是人在年轻时多存钱、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赚钱后再从原来的投资中得到回报，来养老。这常典型的跨期价值配置需要，或者说最原始的跨期风险交易品种。前面谈到，这种跨期交易的违约风险很高，投无所报的情况极容易发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家”的风险交易功能，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格化“养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为养老交易体系外，人类社会还发展了三种其他的交易体系，其一是基于教的和、民间社邑等；其二是我们熟悉的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养老保障体系。
每种交易体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体系，有它建立、维系和巩固交易信用的基础。前面说过，基于“家”的风险交易体系之所以比较靠得住，是因为其基础是血缘和婚姻，而血缘关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选择的，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天生的，所以，最为牢靠。更何况，通过再加以一套类似“三纲五常”这样的刚性文化体系，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按照名分等级固定下来，约束其行为规范，让你动也不能动，社会结构中没有流动的余地，于是，整个社会基于血缘体系的跨期价值交换，生病、养老等保障，就有相当的可靠度了，意义上的交易风险就不多了。
基于组织的跨期互助体系，也不是以明码标价的方式进行人际跨期利益交换，其建立并维系信用、保障“回报”的基础一般是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东西，比如共同、同乡、同性、共同理想。教以共同的教为基础，加上做礼拜等等有形和无形的安排，使这套体系的凝聚力极强，近两千年不衰。而时常给提供类金融服务，比如，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的中世纪，允许年壮夫妇把房产、地产先前签约，承诺在夫妇都去世后财产的所有权给，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要给他们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持，从效果上，这种安排等同于现代保险公司出售的人寿年金。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有较多记载的是从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红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义庄还是以血缘族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但是，正因为中国以往超越血缘的组织总体不很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教社会的人，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