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乐平指出，如果劳动者向人社部门提出正式书面先行支付申请，被拒绝后，劳动者可以对人社部门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然而，张伟光为了治疗，光自己掏医药费就花了两万多元，债台高筑。回到老家的他还要定期到北京检查、治疗，都得靠自己东拼西凑。不到30岁的他，已经无法劳动，只能靠农村的父母照顾。因为看不到希望，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
调研报告认为，工伤劳动者本身即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再提起一个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更加困难。解决之道在于，应该鼓励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向工会、法律援助机构寻求帮助，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
“从积极落实先行支付制度的高度，需要劳动者作为权利主体行使自己的权利，对消极执法的经办机构，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促使经办机构执行法律，体制内的开明人士也需要这样的压力和动力开展工作，这是体制内的博弈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黄乐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七成人社部门不公开信息
田雨今年9月份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硕士生。今年5月，他作为志愿者参与了北京义联的调研，负责拨打几十个城市的12333咨询电话和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作详细记录。
田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至今记忆深刻的是拨打长沙市的咨询电话。
“这是我拨打几十座城市当中唯一执行先行支付制度的地方。那是一个下午，我已经打了一上午，基本上得到的答复是不能申请先行支付。拨通他们的电话后，工作人员告诉我，能够申请先行支付。”田雨回忆。
随后，工作人员详细告知他向哪个部门申请、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是否之前有过申请成功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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