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犯范旭东羁押于陕西未央看守所，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右肺肺癌中晚期，看守所为救范旭东花去相当于全所在押人员两年的医疗费——14万多元，为此引发社会热议。

　　与一些看守所曝出“躲猫猫”之类的虐待事件相比，未央看守所的做法确实很温馨。看守所花重金治疗重症犯人，确实体现司法文明。此事引发争议本身就说明，以前重症病人也许没有得到妥善救治。

　　生病的罪犯，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罪犯，对他的处罚只是依法进行，或剥夺自由，或经济惩罚，甚至剥夺生命，除此之外，他仍然享有人的其他权利，诸如健康权等权利仍然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就此看来，给杀人犯治病，实在天经地义，无须争论。

　　就国内的司法实践看，给犯人看病是看守所的法律责任，根本不存在该不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规定，人犯患病应当给予及时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这一规定所体现的，正是对犯人权利的维护。如果看守所听任犯人病情发展，就是一种不作为，是违反职责的体现。任何人都可能触犯法律而被关押，对犯人权利的维护，其实是对所有人权利的维护。

　　只是新闻中提出，该重病犯人一下就花费相当于看守所两年的医疗费，给看守所带来了经费困难。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犯人生病，治疗费用如何解决？如果没有经费保障，要想人道、文明地对待犯人，恐怕也难。从现实来看，被羁押都不再是参保对象，不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按照规定，服刑期间的医疗问题转由监狱、劳改部门承担。

　　以前发生过有人犯罪的目的就是进狱治病。还有一种情况是，许多生病犯人可能被批准备保外就医。保外就医的费用恐怕得由犯人家庭承担，家境贫困者恐怕无力保外就医，只能指望治疗费用由监狱方或财政来承担。但无论是家庭承担还是财政承担，都可能产生很大负担。有些地方曾经就将没有社会危险的老弱病犯人提前释放，其中就有减轻负担的意图在里面。

　　人犯了罪，可以受到法律规定的刑罚，除此之外的其他民事权利仍然存在。这就让人难以理解，其社保关系为何要停止，不可以随身转移吗？比如医保，无论他身处囹圄还是获得自由，都可能看病。如果没有社保，无论他在狱中还是出狱后，都可能让其家庭因病致贫，造成负担。因此，让犯人社保随身转移，也很有必要。其实犯人在狱中同样进行劳动，如果继续为他缴纳社保，对社会只有好处而无坏处。无论保外还是在狱中就医，都既不会给家庭造成负担，也不会加重财政负担，即使将来恢复自由，也容易融入社会，不致再因此类经济问题重新引发犯罪。

　　由此可见，重症犯人看病引争议，其实是个社会保障问题。如果没有制度性保障来维护犯人权益，要实现司法文明也是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