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建筑行业吸纳了大量农民工的加盟。然而，建筑施工劳动强度大、风险高，施工队伍庞大、流动频繁，增添了安全生产管理的难度，劳动保护状况不容乐观。工伤频发、工伤索赔遭拒的权利困境背后，究竟隐伏着怎样的运作逻辑？
不论是职业培训的匮乏，还是防护措施的缺失，抑或是频繁赶工，建筑公司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动机，是工伤事故的“罪魁祸首”。而在农民工维权道路上，依然面临着维权程序复杂、成本高，劳动关系难以确认、工伤认定困难，用工单位违法成本低、赔付执行难等一系列“绊脚石”。
在道德愿景里，“带队进城”的包工头，理所当然地成为农民工的利益代表。然而，在资质挂靠与层层分包的潜规则的裹挟下，包工头又往往成为资方拒赔的“帮凶”。因此，要扭转农民工工伤索赔的维权困境，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严格杜绝资质挂靠、层层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提高劳动合同与工伤保险的覆盖面与参与率。
此外，还可以借助市场力量。发达国家的建筑企业一般会聘请安全咨询公司对施工环境进行检测，做出安全等级评估，同时还可以向建筑企业提供安全技术和人员培训服务，从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建立市场化的安全咨询公司，值得借鉴和推广。
其实，最大的痛心并非制度体系还没建立，而是已“有”的东西，在不少时候“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好应有的效力。高达89.1的农民工既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工伤保险，就很能说明问题。
农民工工伤索赔的境遇，既度量着社会文明，也考验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水平。这一切，既需要制度建设来修补“漏洞”，也需要执行效力来“跃马扬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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