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昌克勤在手术室里晕倒，随即被送入重症抢救室，在尽力抢救40天后不幸离世。家人与同事的悲痛尚未过去，始料未及的问题便接踵而来。由于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他将无法享受工伤待遇。
尽管阜外医院表示：“医院会尽力将他的后事料理好，让他的家人安心。”但是这48小时的“大限”还是刺痛了人们的神经。
翻阅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视同工伤的情况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据有关人士介绍，当初立法时主要考量的是救治时间太长，工伤因果关系不易认定。看似折中，但在实践中却为医院和家属设置了一道人性难题：是继续救人还是见死不救以认定工伤？凭借现有医疗技术，撑过48小时并非难事，但伤病者及其亲属权益却难以合理保障。“认定为工伤与非工伤，家属获得的补偿金额可能相差六七十万元。”
昌医生的遭遇，让我想起过去采访过的一个事件，某煤矿有位工人遇到井下事故受了重伤，矿上请求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一定要让他活过三天。起初还以为是一曲关爱生命的赞歌，后来才知道是安全指标的考虑———该企业年内已发生过几起人身伤亡事故，如果再加上这个，就会突破上级规定的百万吨死亡率。而抢救三天之后就是新的一年，可以算做下一年度的指标。结果那位送来医院已经宣布脑死亡的矿工，在呼吸机和强心剂的作用下，又挺过了三天。新年一到，就被拔掉身上所有的管子，又“死”了一次。
这起悲剧与“48小时大限”颇有相通之处，都是在法条之外漠视了人性，都在打法律的“擦边球”。而且不独如此，2012年，山东一建筑工人工作期间突发脑溢血，抢救期间劳务公司让医院用呼吸机维持其生命，称“一定要坚持48小时”。只要过了这个时限，企业就可以“无责一身轻”。在一些案件中，甚至出现了“家属拼命埋活人，单位拼命救死人”的荒诞现象。
思考这变异的“黄金时间”，突然想起一句话：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可笑的是，这句话以往经常出现在一些违反法律的托词之中。
任何法律，在研讨其法律文本的同时，更应探究其立法初衷。目前的《工伤保险条例》，其立法本意无疑是维护职工的工伤权益，因而在实践操作中应当秉承这样的原则：认真探究“工作过劳”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和工作原因相关的，均应考虑认定为工伤。如果确实和工作无关，突发死亡也不应算作工伤。因此，工伤认定应当打破48小时限制，加强原因的分析，更体现立法的公平性。
一方面是法律的边界，一方面是伦理的底线。法律当是为人而设立，任何法律文本，都应该体现以人为本，写就一个大大的“人”字。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当下，人们应当充满对法律的敬畏，法律也应当充满人性的光辉。破解昌医生的难题，需要从立法层面完善相关规定，最大限度体现立法善意，方可避免这种“催人早死”的悲剧。
不久前曾现场聆听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与会委员对建筑工人工伤维权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建筑工人工伤保险参保率，科学确定工伤保险费率，落实和简化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程序，落实工伤保险先行支付政策，积极发挥工会组织在职工工伤维权工作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建议。能够深切地感到依法治国的脚步渐行渐近。我们有理由相信，昌医生的难题，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