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用的词是“比较靠近”，言下之意，中国既不属于儒家模式，也不贴近该模式，只是因为与其他4种模式相差得更远，所以勉为其难才与儒家模式沾亲带故。
其实，在社保这件大事上，学者们的共识是——中国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没有榜样。
吕学静就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等，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未曾经历过的。“我们是在后发优势中一个一个对比研究，吸收借鉴，才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吕学静说，“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的标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韩永江更直言，部里考察了很多国家，连类似的都没有，更别说一致的了。“因为没有模式可以参照，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提倡要研究出自己的模式。”在他看来，中国以前没有榜样，以后也不会有榜样，充其量只能算学习其他各国某一方面的经验。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社保体系的基本类型，吕学静还是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目前中国建立的社保体系及其发展方向应该以社会保险型为基础，这是一种需要个人、企业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共济模式。以最早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例，个人需缴纳月工资的8%进入个人账户，职工所在企业需缴纳工资总额的20%进入统筹账户，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就是“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也就是说，在保险型的社保体系中，个人需要先履行缴费的义务，方能享受服务。相比之下，福利型和救助型的社保体系虽然彼此保障标准相差甚远，但均无需个人参与缴费。
为何在众多类型中，中国独独选择了保险型？不妨先看看实行保险型的国家都有哪些。据悉，保险型起源于德国，随后为欧美、日本仿效。目前，美国和日本算是保险型的典型国家。而这两个国家拥有的人口均以亿计算，是世界人口排行榜上的前十选手。人口数量之庞大，凸显了政府单独出力之单薄，更何况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选择保险型几乎是题中之义。
在这个基础上，2009年郑秉文曾说：“我们的前途应该是美国的福利模式，是总统和清洁工在一个社会保险体系里的大一统制度。”3年后当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询问其中国的现状是否离这个目标近了点儿时，他的回答却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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