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的一位大二学生杨亚庆，为了给父亲筹措治疗白血病的20万元医药费，甘愿休学并抵押自己5至10年的“青春”。(《现代快报》9月10日)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杨亚庆“卖身救父”的壮举是孝道，令人敬佩和同情，但又让人辛酸：在经济和技术相对发达的今天，依然能出现“卖身救父”新闻，不得不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学生要“休学并抵押青春”。由杨亚庆“卖身救父”联想起“剖腹自医”，“私刻假公章救妻”，这些看似彼此孤立的热点新闻事件，多因“难堪沉重医疗费”而起，特别是大病医疗救助这一“短板”再度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由此看来，杨亚庆“卖身救父”不是独幕剧，而是连续剧。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框架已经建成，总覆盖人数超过12.6亿，90%以上的城乡人口都有了基本医疗保障。近些年，我国在建立和完善医保制度方面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因为“剖腹自医”、“抢钱救妻”等极端案例而显露无疑。这些极端案恰似一把尖刀，划开了当前尚有待完善的医保及社会救助制度的脓包。

　　有必要拷问一下：“卖身救父”不是个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中国全民医保“量”高“质”不高的主要缘故原由是，我国现在的医保制度存在设计上的不足。好比城镇基本医保的起付线，就让多数人享受不了现实的福利。以北京为例，加入城镇基本医保的在职职员，纳进门诊大额医疗用度相助资金报销规模的用度尺度是累计凌驾1800元，但多数人是达不到这个数的。而对于新型农村相助医疗制度来说，不光设有起付线，而且门诊、跌打损伤等不在该保险规模内，使得农民现实受益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小病”逃避了“起付线”，“大病”就遭遇了“封顶线”。我国现在的三大社会医疗保险都有封顶线，比如病人的医疗用度最高报销额度不得凌驾地方匀称收进的6倍。纵然以我国现有人均GDP3万元来盘算的话，最高医疗用度的报销额度也不能凌驾18万元。对于大病病人来说，这个限额显然无法起到对大病风险的保障作用。因此，如果说我国的医保制度存在较大问题的话，其最大的短板就是大病医疗救助。

　　姑且撇开大病救助机制不谈，当前的社会救助、慈善救助的缺失也是一大现实问题。各地都设有红十字会、慈善会，但是一旦有民众需大病救助时，却往往很难申请到资金救助，或者存在申请门槛过高、审批手续烦琐等问题，因此，社会救助、慈善救助也应与大病救助机制一样，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做好顶蹭设计，尽早破解大病救助难题。

　　常言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任何事情不能一蹴而就。国家近日公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于杨亚庆“救父”来说应充满希望，是个好消息，但如何“指导意见”落地开花才是公众期盼的，也是弥补社保缺陷的具体表现。（来源：大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