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方汉明则指出，当前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都面临很大问题，其一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在2050年的老年依赖率为30%，中国此时已达到38%，这将导致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无法维持。其次是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制度会扭曲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医疗保险一方面让大家规避医疗支出风险，另一方面导致大家过渡消费医疗服务。
在退休年龄的话题上，郑秉文主张应该提高退休年龄，“一个国家的进步，应当仰赖于他的劳动创造财富。任何一种制度对于劳动力的供给都有扭曲，中国应当选择一种与国家的容忍程度相匹配的制度。”方汉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提高退休年龄是必然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减小制度的扭曲激励，通过提高积极性的方式延长老年人的工作年限是十分重要的。
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认为，子女实际上是中国家庭最好的金融产品。在计划生育下，子女这一金融产品的投资被人为地限制了，这要求政府尽快改善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袁志刚分析，欧美国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其金融抑制程度越低，且FDI（对外直接投资）越高。这说明老龄化的国家需要更强大的金融市场，资本也更需要走向海外。然而，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较为不完善，大量的储蓄、外汇储备，在投资了美国债券之后，实际进入了一个借长贷短的陷阱，长期来说反而是债务人，这对于养老和金融之间的联系十分不利。此外，中国民营企业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并不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最强的企业实际都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仅有五席。如何靠这样的金融市场和企业为中国的未来养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由此，袁志刚指出，金融业打破政府垄断，才能真正做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让这一代老年人的养老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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