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严重穿底。”2009年1月16日上午，俞正声在与上海市政协委员座谈时称，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亿～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这需要上海市本级财政保持百分之六七的增长，“今年上海市本级财政能增长百分之六七吗？恐怕做不到。”

　　实际上，上海市在2008年曾经花了170多亿元，用于弥补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窟窿，占当年上海市本级财政支出的18%。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其中大概花了70多亿元用于弥补养老金窟窿。10年前，上海市的养老金赤字只有7亿多。

　　但造成社保缺口的主因，则是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最根本的理由，是上海的老龄化问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前述座谈会上说。

　　上海自1979年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30年间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位列中国之最，并于1993年起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阶段。从2005年到2008年间，上海市以平均每年新增10万老人的速度发展。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的老龄人口比重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每3个在职的上海户籍人口要养两个退休者，而全国平均是3。2个人养1个人。

　　曾组织过《上海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及其对策》课题组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高级经济师戴律国预计，“从2011年到2030年，60岁及以上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将平均每年增加11。78万人。”

　　据预测，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总数将达3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长寿大国日本的老龄化水平看齐。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趋势，要到2025～2030年间才会达到高峰。

　　每年增长约12万老年人，一个城市将变成什么样？

　　未富先老

　　上海退休职工陆永璋被卷进老年队伍的时候，他并没能与这个城市一起，在过去的10年里迅速富裕起来，这也是影响他老年生活质量的部分原因之一。

　　1989年，41岁的陆永璋突患强直性脊柱炎，无法自如行动。他不得不暂时离开沪东汽车运输公司开始休长假。从1968年进入这家国有企业算起，陆永璋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1年。按照当时的社会保障政策，企业对职工的养老和医疗等全权负责，有工作单位就等同于有保障。

　　随着陆永璋病倒，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妻子带着女儿离开，母亲去世。而此时陆永璋的存款还不到2万。

　　陆永璋如今仍不堪回忆当年的那种病痛，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的日子，“没钱看病，也没有人照顾。”

　　这期间，上海迅速繁荣。1992年以来，上海市的GDP从756亿，增长到2008年的13698。15亿元，增长了18倍；财政收入也由1992年的200多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7532。9亿元，增长了接近38倍。

　　陆永璋的邻居、现年79岁的盛大川那时是国有企业正泰橡胶厂的硫化工，本该在1991年退休，却赶上了经济腾飞的大好时机，因而被单位多留用6年。这期间，他的月收入高达1000余元。到1997年退休的时候，盛的退休工资是500多元。如今，盛的养老金涨到了2000多，是原来的4倍。

　　陆永璋缠绵病榻，无法重返工作岗位，也没能亲自投入到蓬勃发展的经济浪潮中。2000年，陆永璋办理了病退，那时他的退休金是780元/月。到了2009年，陆永璋的退休金达到1500元左右，只比1992年的收入是原来的3倍左右。

　　GDP、财政收入与养老金的不同增长比例意味着，居民的个人收入增长远未达到经济增长的同步水平。这也是未富先老的一个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未富先老直接影响了陆永璋的晚年。而比陆稍好一点的邻居盛大川，其退休金收入虽然比陆永璋高，但也只有2000余元；住在上海市闵行区静安新城的前同事李根宝今年63岁，如今每月的养老金收入也只有2098元。

　　依据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上海在197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则是2000年，那时人均GDP仅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左右。

　　由于上海市的综合经济实力还不够强，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就更大。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养老保险形成债务约3万亿。中央财政用于养老保险的拨款与5年前相比，增加了10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