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东部经济的发展及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为千方百计把户口迁回农村，不少人费尽心思，有的地方还出现“曲线非转农”的现象，浙江（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省桐乡市曾在一年间出现52例跨省“非转农”。虽然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工进入城市，但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方面的制度藩篱和“隐性”门槛，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以做实。
据了解，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而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政策，居住证制度已在多地探索实行。据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经验总结材料，上海（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浙江、广东（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江苏（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北京（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等地都将居住证与在当地落户相挂钩。然而，居住证已经成为了农民工落户新限制。
从近年来各地的实践和国务院的政策来看，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积极稳妥”的思路。特别是对于农民工在大城市的落户问题，现有的政策还比较谨慎，以防“有的地方不分城市类别不顾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味放宽落户城市的条件”。
不久前，广州（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家庭户”，引发人们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的猜想。此外，河北（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辽宁（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江苏、山东（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重庆（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四川（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广西（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等10多个省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
今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根据居住证积分制，持有居住证、总积分标准分值达到120分的外来人口，可以享有上海市民同等待遇。对于大量外来务工者来说，特别是那些低文化水平的人，难以拿到120分的标准分，仍被挡在门外。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城市不愿意放开户籍还有现实的考虑，主要就是因为地方财力难以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
广东省的一位地方官员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和各省均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和方案，但对于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来说，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财政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国家和省级财政税收政策没有调整，各省的政策存在差异，无法对接。要将庞大的外来人口全部纳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统筹范围绝非易事，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财政充裕的城市也难以承担。
有专家认为，深化城镇化配套改革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构建多元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比如应该建立“人钱”挂钩机制，即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每年定向给予财政补助，以激励城市吸纳外来人口。
30多年前的城镇化发端于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出现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些在北京、深圳（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打工的农民工说，由于不清楚未来土地政策的变化，他们对于在城市里安家仍心存后顾之忧。
前几年，重庆曾经提出农民进城的“三件旧衣换“五件新衣”的政策，一度引起了很大争议。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实行“宅基地换房、土地换
社保”的政策，实际上还是打着土地的主意。
据了解，目前浙江、安徽（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广东等地也已着手进行宅基地流转试点工作，意在探索建立宅基地流转制度，真正体现农民的财产权益，让农民带着“第一桶金”进城。
其实，“逆城市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城市并不是一个永恒的香饽饽，人们也不是对城市户口拥有先天的亲睐，决定“顺城市化”还是“逆城市化”的根本因素在于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谁的优势更大，谁更有吸引力。上世纪的“顺城市化”风潮就是一个深刻的例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在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等的基础上，做到社会保障的日益公平普及，特别是无论城乡之别，每个人都不至于因为户口关系而享受到不对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让社会公平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也只有这样，“逆城市化”才有可能得到纠偏，正常的城市化才有可能得到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