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社会保险的基本属性是保险，而不是公共财政。1997年以前社会养老制度没有建立，企业职工没有缴纳社保不仅形成了社保缺口，也催生了巨额国有资产，只有通过划拨国资充实社保，才有条件降低社保缴纳费率。

　　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正式筹建于1997年，其时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了“统账结合”养老保险。这一制度建立之初就缺乏对转轨成本的充分估计，也没有做相应的制度安排，只能挪用个人账户基金发放当期养老金，直到2001年才在辽宁等地开始试点做实个人账户，但这一举措一直都没有进展。

　　数据上看，2001年底，全国有10802万职工和3381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这些人员及其单位此前基本上未缴纳过养老保险，或者缴费数很低。他们的退休金是依靠当前的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这就是所谓的转轨成本。1997年的“统账结合”实施以来，国有企业整体也没有为此补缴过社保。

　　医疗保险也是如此。以上海为例，上海将2001年以前退休的人员列为医保的“老人”，不缴费就可以享受医保并且待遇远高于在职职工。这些人的医保往往没有缴满规定的15年，其缺口亦是他们及其单位欠缴的医保基金。目前上海主要靠极高的统筹缴费来支撑这部分人的医疗费用。

　　楼继伟说得没错。当年国有企业濒临破产，为了改制、轻装上阵，把退休职工的养老义务推向社会，没有补缴历史欠缴的社保。回到1997年那个时点，绝大多数在职与退休职工都是国有企业职工，今天巨额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对应的就是社保转轨的历史窟窿。因此，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只不过是国有企业在履行当年的义务。自2001年以来，名义上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基本上变成现收现付制，基金来源于在职职工的缴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补贴。总的来看，政府补贴还是小部分，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意愿将财政资金用于社保这类消耗性支出。弥补亏空的主力军是不断扩大的在职职工缴费人群。

　　更进一步，今天农村发展的困顿、农民原始积累的匮乏与国有企业也有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没有原始积累的情况下，采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手段，工业汲取农业、城市汲取农村，今天的国有企业前身就是当年原始积累的主体。今天中国的工业基础、国有企业的资本与技术积累是建立在对农民等的汲取的基础上。而今农村推行的“新农合”(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筹资难度很大，致使保障水平一直不高，今天的国有企业也有义务弥补这一部分缺口。

　　早于1993年，在设计国家出资补偿对“老人”和“中人”养老金积累的隐性负债方案时，吴敬琏、周小川等就提出将当时的国有资产“切一块”(指在现有国有资产中拨出一部分来，用于归还政府对国有企业老职工养老金的隐性负债)，但这一方案遭到一些职能部门官员的反对，补偿未能实现。当时的国有企业大多归各部委管理，是部委的钱袋子和安排人事的位子，当然舍不得。

　　近几年，不断有人提出划拨国资充实社保、国企IPO时10%股份划拨社保等方案，财政部甚至为此牵头成立了“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小组”，但最终都未能落实。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有企业很难称得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包括职工、农民等在内的公民从来都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企业，也没办法享受这些企业形成的积累和红利，哪怕这些企业的发展是以他们的奉献和他们被像包袱一样甩掉为代价的。

　　而今，社保缴纳费率居高不下，严重抑制了在职职工收入，加重了企业负担，而国有企业正当盛时，正是划拨股份到社保的好时候，早一日划转国资缓解社保压力，可以早一日降低在职职工与企业负担，让他们轻装上阵，这样才有机会延缓经济衰退的趋势，为未来经济复苏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