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单位和个人为在职职工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约为职工个人工资的46%。人社部曾表示，在列出统计数据的173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居第13位，高于1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

　　单位个人社保缴费超工资四成

　　我国社保分为单位缴纳部分和个人缴纳部分，五项社保的具体缴费比例各地有所区别，但大致分别为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分别缴纳个人工资的20%和8%；医疗保险：单位和个人分别缴纳约10%和2%；失业保险：单位和个人分别缴纳约2%和1%；生育保险：单位缴纳约0。8%，个人不缴费；工伤保险：单位缴纳约2%，个人不缴费。五项社保相加，单位缴费比例约为35%，个人约为11%，整体缴费约为个人工资的46%。

　　以北京市为例，2014年公布的2013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9521元，月平均工资为5793元。假定北京市今年执行的2014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突破6000元/月。以一名30岁且月薪为6000元的男性职工为例，其每月单位和个人缴费金额为2700多元，1年约为3。3万元。即便不考虑这名职工今后的工资增长问题，只要大约30年，到他60岁退休时，其单位与个人的总缴费就已经达到100万元。考虑到其30岁前的缴费积累，以及今后我国可能实施的延迟退休制度，一个只拿北京社会平均工资的职工，其在职期间的单位与个人社保总缴费将超过100万元。

　　各地社保发展状况

　　步入2015年，全国已有天津、重庆、福建、江西等地执行新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与2014年相比，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各地普遍以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为社保缴费基数，工资平均数不到下限的按照下限算，超过上限的按照上限计算。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社会平均工资存在虚高成分，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社会群体平均收入的真实情况”。因此，社保缴费基数与社会平均工资联动机制本身就值得商榷。此外，社保缴费基数上浮势必加大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缴费负担，如何平衡好参保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还需要统筹考量，拿出相应的配套措施。

　　其一，降低社保缴费率。眼下，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项社保的缴费比例，企业为36。6%，个人为11%左右，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40%，在国际上属于偏高水平。在社保缴费率一直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再来大幅提高社保缴费基数，无疑将进一步加重缴费负担，影响参保热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社保缴费基数和费率的调整必须同步进行，合理调整不同收入群体水平，减轻低收入者负担。

　　其二，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数据显示，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12%，远低于西方国家30%—50%的比例，即使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比例也在20%以上。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可能存在的缺口，必须调整我国的财政开支结构。各地不能只盯着公众的社保缴费基数，更应承担起政府责任，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共同做大做强保障体系

　　其三，提高保障水平。社保缴费基数上浮后，劳动者最关心的就是，交的钱多了，享受的收益有没有同步增加？2012年广州曾打算提高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但根据方案，广州居民缴纳的医保费用提高50%—108%，居民医保报销待遇却只增加5%。这引发公众强烈质疑，调整方案随即被叫停。如今，一些地方只是公布社保缴费基数上浮多少，对养老金替代率等社保待遇的提高语焉不详，自然难以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其四，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在提高社保缴费基数的同时，有关部门还需开动脑筋，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防止公众的养老钱、救命钱白白缩水。

　　应该看到，社会保险不是社会福利，参保人必须先履行缴费义务，再享受待遇。无论从社保制度良性发展，还是从提升保障水平来说，适当调高缴费标准或是大势所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制定一揽子方案，多项措施齐头并进，让公众缴得明白、缴得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