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注意到，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村一级计生专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被媒体报道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普遍，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抚养费本身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性质，所以最好就是干脆撤销社会抚养费。”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四川内江市县(区)两级审计机关对所辖5个区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的问题较突出，全市4个区(县)共有11344.07万元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直接在预算外财政专户中使用。

　　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农业税取消以后，村镇的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预算内的资金又远不能满足基层的发展需要，只能靠征收社会抚养费来运转。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

　　“这还是上缴财政的部分，至于村镇工作人员打白条、关系户送礼收来的钱全都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个数目连计生委主任都搞不清有多少。”易富贤对记者表示，许多地方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连60%都达不到，难道剩下的那部分都是收不上来的钉子户吗？

　　人口负担论站不住脚

　　公开数据表示，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正当性在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过高，有必要通过经济手段加以调节。然而受访专家一致对记者表示，30多年严厉的强制计划生育已经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问题，现在到了急需调整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十余年长期跟踪调查北京市人口生育意愿，她的调查研究显示，“北京市被允许生育二胎的双独生子女家庭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只占总数的约四分之一。”

　　“经济实力、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有父母帮助照顾孩子成为决定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