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在1949年对中国的预言不一定有理，我至今也不认同，60多年后的中国现实也证明其说是错误的。但30年前的境况却是另一番景象，闭关锁国官办经济不仅效益差无活力，而且的确难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中国的境况似乎不幸被艾奇逊所言中。连“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在六十年代初也对西德总理阿登纳说，中国一把米养不活众多的人口，甚至于提出了“黄祸论”，意指中国因人口压力将实行冒险政策，挑起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当年创奇迹的豪言壮语，这时也不得不浇上一盆冷水。到七十年代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人多而没有饭吃，不仅没有力量，反而成了负担，现实逼着毛泽东不情愿地节制人口，中国的计划生育正是在毛主席主持下于1973年开始进行。粉碎“四人帮”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更是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计算生育，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易博士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认为当时搞计划生育，一是迫不得已，第二也有一点必要。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状况堪忧，如果不忍痛搞计划生育，恐怕社会真的承受不了人口压力要崩溃。当然，主要原因在政治失误而非百姓多生了孩子，但要养活百姓家，的确已成了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要知道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几十户人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订立契约按了手印，若出问题坐牢，其他人负责扶养孩子。集体经济使人人都没有饭吃，经济凋敝到了极点。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下到农村，见大姑娘坐在被窝里不敢起身，因为没有裤子穿，你说可怜到了什么地步。毛泽东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结果斗成这么一个状况。经文革折腾，人民已是苦到了极处。然而越苦越穷却越要生孩子。马寅初编的《新人口论》资料有一篇他下乡调查的报告，说农村穷苦缺乏娱乐设施，晚上点煤油灯怕耗油多，故小夫妻天黑就上床，将其当成了唯一娱乐，又没有避孕工具，不久就大肚子生孩子。马寅初把农村精神生活贫乏看作为人口膨胀的重要原因。孩子生下来也不培养，养孩子就像养羊一样，一双筷子一只碗，衣服从老大到老么轮转着穿，最穷的地方其生存状态比刚走出非洲好不了多少，肚子饿得咕咕叫，人口素质也很低。我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亲眼目睹也亲身经历过当年的惨境，知道放任生育实在是不行。没有指望的穷光蛋甚至还指望多生子女，期望后代能改变命运，且集体经济下一口人丁有一份口粮，再穷也可吃人民公社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毛泽东改变生育方针也是忍痛割尾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我认为搞计划生育是迫于中国当时的局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政策。为什么不得已？就是因为走错了路，中国从建国一开始就一切学苏联，按照苏联模式改造中国，搞人民公社，结果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工业经济各方面都效率很差。我认为这是治国理念以及政策出现了偏差，而且一搞就从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时间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人口却增加几个亿，中国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农业，搞的一团糟，吃饭成了大问题，数亿人嗷嗷待哺，怎么办呢？所以说是逼出了计划生育这样一个政策。我认为这在当时来讲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我认为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并不像后来宣传口所说的是“甜蜜的事业”，计划生育那是非常艰难，也非常残酷的。为了节制人口，采取了非常残忍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中华民族为此又付出了惨痛巨大的代价。

　　1979年7月25日，已98岁的马寅初得到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门正式发文称：“实践证明，您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中国人口政策出现大逆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团员和各级干部带头只要一个孩子，后来“一胎化”在全国范围内被强制推行。人口多被认为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被当作以往政治经济国策失误的替罪羔羊，人多成了最大包袱，人口政策也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实马寅初当年倡导计划生育，也是倡导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且不主张强制推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戏剧性，没有想到《新人口论》又会受到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