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共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创新基地主任、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单独两孩”新政落地后会对上海城市未来有哪些影响？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教授做客本期新民健康大讲堂，通过对本市基本人口发展态势的分析解读了上海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
根据本地人口发展态势进行人口政策调整上海老龄化速度加快未来5年是退休高峰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已有40多年，从80年代初中国全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也已经34年。人口生育政策是否要调整、如何调整、何时调整等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工作在过去20年当中始终在进行。彭希哲教授表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同时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调整生育政策，这是国家的大方针，目的是让中国巨大的育龄人群在想生孩子的时候能够生育健康的宝宝，在不想生的时候也能采用科学安全的避孕节育方法。
作为超大型城市，上海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在控制城市人口的同时为什么要调整生育政策？彭希哲认为，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人口的结构、分布、素质等都会对一个城市的长期协调的发展产生影响。对于上海来说，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有利于延缓本市的老龄化进程、提升家庭养老育幼的能力，解决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上海从1979年起在全国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2012年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367.32万人，占25.74%。今后一段时间内户籍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平均每年新增20多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到2015年，户籍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2020年为37%。
彭希哲教授在大讲堂现场展示了上海人口年龄结构图，除了老年人口，上海青少年人口比重也严重偏低——2010年全市户籍人口中0-14岁少年儿童数量为121.7万人，比例仅占8.6%（全国为18%，美国为20%，德国为14%）。按常住人口计算，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少年儿童数量为198万人，比例占8.6%，同样偏低。“上海常住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形状像一棵‘树’一样，孩子很少，老年人在增多，中间段的中青年人特别多，在上海的近1千万外来人口中接近90%是处在这个中间的年龄段。户籍人口中55-59岁组别的人数最多，这意味着未来5年将处于退休高峰。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本地户籍人口每年新生10万小孩，退休近30万，这样本地户籍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老年人则越来越多。”
彭希哲看来，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够部分地延缓上海老龄化进程，但并不能扭转老龄化的基本态势。数百万外来年轻人口的迁入对上海现在的发展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生育政策调整后每年可能增加的3万-5万新生儿童，对上海总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同时，生育政策调整也并不能解决当前的劳动力问题，且将在短期内让怀孕生育的女性劳动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提高少儿和总抚养系数，加快人口红利的消失。但从长期来看，现在多生一点，20年以后的劳动力供给就会多一点，未来应对老龄化的人力资源也会好一点，是一个长期利好的事情。
“此外，家庭问题同样值得重视。”彭教授说，2010年上海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是2.6人，比2000年的3.1人又有下降，虽然有迁移人口、单人家庭增多的影响，但持续的低生育水平是最主要的原因。”家庭规模过小使得家庭难以承担赡养老人的职能，也增加了像失独家庭这样的风险的发生，同时也不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因此，让上海的每个家庭都能按政策生育两个小孩，将是十分重要的家庭发展政策，有助于减低家庭发展的风险，提升家庭传承文化、养老育幼的能力。”
彭教授认为，这两年上海处于出生小高峰，主要因为80后到了结婚生育年龄，且双独的夫妻增多。1981年以来，本市户籍人口出生主要以一孩为主，二孩及多孩出生数量较低，近年二孩及多孩出生数量有所上升，但仍维持在较低水平。2012年，全市户籍人口中一孩出生11.08万人，占出生总量的91.5%；二孩为1.02万人，占8.3%，多孩139人仅占0.1%。
其实单独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早就在上海农村户籍家庭中实行，近年夫妻双方都是上海户籍的新婚家庭的大部分是“双独”，本来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过去几年上海15万对左右的登记新婚中，两地婚姻接近一半，而外来人口或许多新上海人中有兄弟姐妹的比例会高一些。因此，彭希哲认为新政策主要影响新上海人夫妇，及夫妻一方是非沪籍的两地婚姻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