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口学会召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与计划生育管理改革”座谈会。专家提出，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了相关鼓励晚婚晚育的条款，符合现实情况。
过于晚婚晚育对妇女负面影响加大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取消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符合现实情况。目前，受40余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巨变的综合影响，特别是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就业结构的根本性提升，城乡居民的实际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3—25周岁，实际平均初育年龄达到25—27周岁，普遍高于晚婚晚育所规定的年龄，再限定晚婚晚育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
此外，过于鼓励提升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对妇女怀孕、孕育、生产和孩子照料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大。统计资料显示，结婚年龄提升，有可能增加婚前以外怀孕和人工流产的机会；提升生育年龄，一方面，夫妻双方不孕不育的风险增大，同时，出生非健康婴儿的概率也在增大，不利于出生人口素质的改善。另一方面，大龄孕产妇怀孕和生产期间自身的健康风险增大，同时产后自我身体恢复的功能也在弱化，夫妻照顾孩子的体力和精力都在下降。
原新建议，虽然国家放宽了生育政策，但计划生育依然是基本国策，“全面两孩”时代，应适当延长结婚和生育假期，增加婚育福利。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一个有利于再次生育的环境和条件，导致生育水平小于生育意愿，应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减小这个差距。”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据调查，20—44岁已婚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93个，农村是2.1个左右，城镇是1.8个左右。还有80%的人希望有儿有女。
“大量的育龄妇女希望生育两个孩子，但是到最后生育大大小于两个孩子，全国20—44岁已婚育龄妇女实际生育子女数是1.6左右。”马力说。
马力分析，已婚育龄妇女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主要是抚养成本高、就业和养育孩子之间的矛盾没法克服、没人抚养孩子。
她建议，一是适当延长生育两孩产假；二是扩建社区托儿所，鼓励单位建托儿所，保证70%的入托率，解决没人带孩子的问题；三是将生育保险纳入
医疗保险，减少生育成本；四是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减轻两孩家庭负担等等。
各地再生育规定不宜差距过大
专家还建议，考虑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这次各地在修改地方人口计划生育条例时，再生育规定希望有一个全国统一协调安排，差异不宜过大。
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说，现在人口流动是个大趋势，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公平性的问题。
他们表示，有的家庭在这个省市可以生第三个孩子，在另外一个地区可能就要交社会抚养费，这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不稳定因素。对再生育，尤其是再婚的特殊情况，可能要特别谨慎考虑。
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大，大量人群由农村进入城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研究认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将会在城市，原来城市里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更多，补生二孩的任务更集中。
段成荣表示，70%—80%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中多数人的怀孕、生育还是会在城市里实现。这就要求接收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特大城市，更是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制度上的准备，为流动育龄夫妇在孕育、产后服务需求方面及早做出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