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还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还将面临更多、更难解决的问题。

　　一是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000061）的供给问题。像2011年这样的农业丰收好年景，我国农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粮棉油糖肉都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去年进口粮食包括大豆在内5800多万吨，即1160多亿斤，去年国内总产粮食11424亿斤，进口粮食超过国内产粮的十分之一，今年还会略有增加。

　　中央反复强调粮食问题要居安思危。如何解决好这件事，首先当然是要保护好耕地，不断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不断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不断调动农民积极性，努力提高产能。但增加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耕地面积18．2亿亩，全球的耕地面积是211亿亩，去年我国产粮5．7亿吨，全球是23亿吨，我国利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生产出全球22%左右的粮食，已经非常不容易。所以，中央反复强调要守住耕地红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为解决粮食问题，有人提倡“走出去”买地租地种粮，更多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但我国的盘子太大，买少了不解决问题，买多了惊天动地。因为土地问题非常敏感，归根结底都是国土。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对具有潜力的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援助，帮助当地提高粮食产量，在非洲14个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援助机构，这样一来，粮食总量上来了，价格也稳定了。这是我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

　　二是农村土地问题。我国征地的补偿太低。主要问题是工业用地价格太低，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于是拼命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另一方面推高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给价。当一个企业的发展是基于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时，它可以根本不考虑技术落后，转变发展方式从何谈起。我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低价工业用地产生了极大作用，但是时代不同了，应当有所改变。

　　三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问题。去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城镇常住人口6．9亿，其中至少有2亿多是没有当地城镇居民户口的。农民转市民的问题要有顶层设计，如果前期没有制度设计，后期就很难办。（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