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主要依靠两点：第一点，就是靠参加养老保险的人越来越多，新加入的人比退休的人多，这样才是可持续的。但是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告诉我们，退休的人会越来越多，而新参加的人则可能越来越少。因此，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可持续就出现了问题。第二点，就是拿养老保险基金的储备积累部分去投资，通过投资达到保值最好是增值的目的。如果投资效益好，基金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养老保险制度也就可持续了。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筹资模式上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延续以前劳动保险制度的现收现付模式，因为改革时已经有几千万人要领养老金；另一派主张要学习智利模式，要搞个人账户。当然从理论上说，两种制度都有好处也都有缺陷，于是争执不下。后来索性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两种模式都要。这就形成了现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两种方式各取所长结合而成一种新的模式，从理论上讲，似乎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下，所有在工作的人，不但要拿钱出来供养已经退休的人，同时还要为自己储备养老金，这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企业和个人，缴费的能力都有限度。在中国，企业缴费的比例是20%，个人是8%，这个缴费比例在世界上差不多是属于最高的，实际上很多地方还超过了这个比例，最高的加起来能达到30%多。

　　然而，即便如此，当年收缴的全部费用拿来支付当年的养老金，仍然不够。1996年出台了新的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到1997年就亏空了50亿元，各级财政拿钱给补上了；以后的每年都有缺口，都是财政拿钱补贴。到2011年，这个缺口已经是2272亿元，仍然是靠各级财政补贴。

　　实际上每年收上来的保险费全部拿来给付已经退休的人的养老金还不够，所以，个人账户里一直是没钱的。这就又引出了1.7万亿“空账”的话题。

　　因为上面有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积累的部分只能存入银行，并且以一年期整存整取的利率计息。显而易见，基金利息是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如果账上真有钱，那必然也是亏损。

　　当然，按照理论设计，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是要拿到资本市场去运作的。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资本市场是动荡起伏的，最终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的股市更是几经折腾，现在已经处在一种疲软得近似瘫痪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靠用积累的基金投资来保值增值，也不现实。

　　还有一个问题，当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所谓的“老人”，就是政策规定的1992年以前已经退休的人，大概2000万—3000万人；加上“中人”，就是1992年时还没有退休但已经工作了多年的人，改革时规定是将他们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但实际上这些人是没有交过养老保险费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但同样要领取养老金。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计划经济时期，这一代人领的工资，实际上并非是劳动报酬，而仅仅是生活费，其他的钱都让国家拿去搞建设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这叫“必要的扣除”。所以不能说“老人”和“中人”没缴费，他们被“视同”的这些钱，就在国有资产里面。如果国有资产不认这个账的话，那么这就永远是一个缺口。所以说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

　　这些年，我们目光都被局限在“保险”的框框里。就是说，一直在考虑，养老保险制度怎么多收钱、少发钱。想通过多收少发来平账，来弥补窟窿。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先天不足就缺了这么大的一块，再怎么多收少发，要把这一块补上也是千难万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可能的。所以真正要做顶层设计的话，必须再提升一个层次，再往上走，走到社会分配这个层次。站在这个层次上看问题，养老保障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怎么收怎么发的问题了。

　　国际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退休时能拿多少养老金，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当这个人退休时，他所在的这个国家能够生产出来多少社会财富；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愿意拿出多少钱来让老年人度过晚年。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第二个是要有公平分配的意识。所以，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问题，养老保障不是一个“多收少发”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分配的问题。

　　这一块仍然按现行政策走，该交多少交多少，不够的就让政府财政来补贴。在今后若干年内，这样的方式并不会出大问题。社会政策的一个原则，就是现行政策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一时不会出大问题的，就要继续走下去。这个原则称作“路径依赖”。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则要在尽量地穷尽所有的改革思路之后，选择对现行利益格局影响最小：最好是各方多赢的方案，在适当的时机出台改革措施。这个原则，对当今中国的深化改革，恐怕是最需要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