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而化之，实际上就是2个制度：城市的和乡村的制度，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城乡之间的差别，正是这两个制度之间的鸿沟，才成为城镇化进程的障碍。既要应对快速老龄化，又要应对快速城镇化，我们的社保制度能够顺利应对么？我个人认为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对全国来说，未来10年城镇化，也就意味着将有1亿多人口变为城镇人，从新农保转移到城镇社保制度里，毫无疑问会对城镇养老保险支付形成了巨大的财务上的威胁和风险，因为两个制度的水平存在很大的落差。

　　风险很难化解，但如果解决这个矛盾，对于新吸纳的1亿多农民来说，就相当于在城镇养老保险大制度里形成了二元结构，新吸纳的农民毫无疑问会成为二等公民。

　　什么叫二等公民？在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中，那些失地农民获得了一次性补偿，但没有同等的社保和均等的公共服务，游离于制度边缘，今天看来，就是二等公民。这就是城镇化进程中社保制度转换的代价和风险。

　　我个人认为，目前农村和城镇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巨大差异性，是我们未来10年城镇化改革中面临的重大挑战。

　　日报：如何化解这种差异性所带来的代价和风险？

　　郑秉文：要改革，城乡实行一个制度，彻底并轨。但这又带来另外一个深层的思考，导致我们对城乡之间缩小社保差距充满困惑，或者认为并不可能。

　　我举事业单位改革的例子来说明：1993~1996年，2000万事业单位人员参与了缴费，但是没有根据新的缴费公式计发他们的养老金待遇，还是按照改革之前财政拨款的方式和政策来计发的，是个半拉子改革；2008年初，国务院出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就是10号文)，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及分类改革，至今正好五个年头了，依然没什么太大进展。

　　在外部条件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事业单位并轨了20年都没有任何进展；新农保与城镇制度的差距那么大，要是没有外部的财政因素，也必定遇到很大阻力。所以，要并轨，一定要有强大的外部推力，这就是财政的介入，这是城镇化的成本。

　　寻找内生性动力

　　日报：目前全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展了城乡统筹试点，比如苏州，报道称今年年内将基本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