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张一举解决如下问题:一是降低企业负担、适度界定财政负担和政府责任、维持个人缴费、增加市场收益;二是统一制度安排,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消除居民搭便车的动机,提高制度管理效率和减少制度管理成本,方便居民转移携带,促进养老金融发展和劳动力合理流动。为此,顶层设计要提供一步到位的、一揽子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方案,包括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税费制度、领取年龄、经办机构、居民档案、信息系统等问题。继而,制定分步实施计划,给社会一个科学合理的养老金规划,促进社会共识,人民一定会配合政府实施改革。
战略一:养老金顶层设计
应具有战略高度和长远目标
老龄社会是消费拉动(爷爷奶奶埋单)和课题推动(爸爸妈妈劳产率高)的时代。
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老年赡养比1∶10;约在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老年赡养比1∶5;在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老年赡养比1∶2~3。基于人口学视角,中国老龄化并不严重;基于公共管理学视角,由于就业、低收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过早等问题,实际老年赡养比在2010年以前即不足1∶5,提前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基于养老金制度安排的视角,至少提前20~30年调整养老金结构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中国已经错过了15年。美国在1974年颁布《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距离深度老龄提前了40年。澳大利亚在1991年实施《超级年金法》,距离深度老龄社会提前了25年。因此,上述两个国家的老龄资产结构比较理想,即政府转移支付1/3,劳动收入1/3,财产性收入1/3。劳动人口负担较轻,老龄人口仍有贡献。我国六普数据显示:依赖政府转移支付养老的占29%,依赖家庭养老的占49%,处于严重的未备先老的局面,亟待通过养老金结构调整,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
经过2013~2015年准备期,在“十三五”规划期间(2016年)开始分步实施二元结构养老金制度。其结构的具体组成是:国民基础养老金(40%~60%)+个人储蓄养老金(50%)=上年度居民家庭平均消费支出的100%。(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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