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思路之一是降低企业的缴费率，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属于全世界最高水平，而待遇却不那么高，所以缴费率应该还有下降的空间。降低缴费率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减轻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从而增加他们的净养老金，由此也可缩小与机关事业养老金的差距。

　　降低缴费率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有更多的企业及员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企业缴费，也可能会通过降低工资来将缴费负担转嫁给员工。但企业对于不同类型员工的工资政策有明显差异。对于技术类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企业很难转嫁其缴费负担，而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员工，企业会将其缴费的10%-50%的缴费负担以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给他们。因而当前较高的缴费率，既增加了企业成本，也减少了低收入员工的当期收入。企业缴费不足的现象较为普遍，2002年北京市社保情况专项审查发现，存在少缴社保费的企业占审核总数的61%；上海社保局在2002-2004年间的审计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缴费不足的企业占到80%左右。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在1990年代，拉美国家大约有50-60%的保费未能收到，中欧和东欧国家大约有20-30%的保费未能收到。世界劳工组织给出的主要建议就是降低缴费率。

　　过高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还会促使一些人，尤其是转移劳动力人群，转而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长此以往，不但财政负担加剧，而且基本养老保险难以扩面会造成其制度赡养率进一步升高，对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都极为不利。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仅覆盖了不到60%的城镇就业人口，超过2.5亿的农民工中大约只有15%被这一制度所覆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只有低水平才能广覆盖，否则个人、企业和政府都难以承受。

　　由此产生的主要质疑是，降低缴费如何应对日益提高的人口老龄化，保持养老基金的平衡？对此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应对策略。第一，在政策缴费率较高情况下，适当降低缴费率可以提高企业的参保程度，提高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从而抵消缴费率下降导致的基金收入下降。我们用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发现缴费率下降对吸引就业最多的私营企业实际缴费率的提高更为显著。第二，通过多渠道财政补贴，弥补转型成本。中国当前缴费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有一部分缴费是用于弥补转型成本。今后可以考虑用多渠道的财政资金为转型成本融资，从而可以减少参保员工的缴费压力。第三，调整养老金结构，适当降低基础养老金待遇，提高个人账户投资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