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降费呼声强烈，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代际利益矛盾凸显的标志。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明确表示，可以阶段性地、适当地下调“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
养老保险高费率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物，自1986年实行劳动合同制和养老保险缴费制以来，这个过渡期已持续了30年。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厘清高费率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包括结构调整和参数调整，并建立综合治理机制，才能找到既合理降费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中国养老保险费率确实高
养老保险费率取决于五大因素，即：缴费基数、赡养比、领取年龄和养老金替代率，积累制度还要看贴现率，其中赡养比是最敏感的因素。
1986年中国尚未进入老龄社会，但由于国有企业职工年龄老化和退休早，养老保险改革之初的试行费率即高达17%~18%(见表1).1995年，中国确定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部分积累式养老保险模式，主要由企业承担缴费责任(以国有企业为主)，此后按照以支定收的原则不断提高费率，特别是在1997年国企减员增效改革后，对提前退休职工的工龄实行视同缴费政策(转制成本)，至今没有预算安排。企业费率高达工资总额的20%仍不能满足养老金支付需求，职工按照个人工资总额的8%缴费，虽然计入个人账户，但资金被用于当期支付。另有上海市等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养老保险费率高于30%。
OECD经合组织统计数据显示(见表2)，34个成员国的养老金平均税费率约为20%，只有意大利(33%，2012)和西班牙(28.3%，2012)超过我国现行养老保险费率水平。目前，澳大利亚接近超级老龄社会，雇主养老金费率为个人工资的9%。2015年美国刚刚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老遗残持续收入保障金计划的税率为12.4%。在主要发展中国家，巴西养老金税费率为31%，其余国家至少比中国低4个百分点。大多数国家由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50%，或雇主略高于雇员，我国企业缴费责任是个人缴费责任的2.5倍。
基于老龄社会发展时间表观察养老金税费率，按照联合国人口报告的标准，老龄社会发展包括进入、深度和超级三个阶段。以65岁及以上人口为例，占比达7%时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社会，届时统计老年赡养比约为1∶10(10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龄人口)，实际赡养比约为1∶5(5个纳税费人供养1个老龄人口)，假设养老金替代率为社会平均工资的50%，养老金税费率约为10%；占比达到14%时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统计老年赡养比达1∶5，如果实际赡养比1∶3，养老金税费率约为17%；占比达20%以上时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统计老年赡养比约为1∶3，实际赡养比约为1∶2，养老金税费率约为25%。基于1.5~1.8的总和生育率，排列部分国家和全球老龄社会发展的时间表(见表2)，观察其养老金税费率，是研究老龄社会和银色经济的常识。
总之，在治理较好的国家，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初期的养老金税费率约为9%~16%；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后的税费率升至20%。2002年，德国颁布了《法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法》，规定到2020年养老保险费率不得高于20%。默克尔上台后，养老保险费率由19.5%升到19.9%，2010年又降到19.4%。中国正在接近深度老龄社会，28%显然高于现阶段费率水平。2013年，OECD经合组织预测结果显示，基于现行政策，中国未来养老保险费率可能高达50%，这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