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是最大的推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一些医生偏爱支架，不仅因为它的利润高，能为科室带来效益，还因为医生能拿回扣。
在去年3月12日举行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中曾揭露医疗器械市场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表示，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山东齐鲁医院一位医生此前针对各媒体热议的“7个支架”事件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坦言：“一个支架，医生可拿到10%-15%的提成。”简而言之，医生每放入一个支架约有2000元收入。
有评论指出，差价极高、利润丰厚，在高额的利益驱使下，让这一领域的过度医疗呈现蓬勃之势。在医改逐步破除“以药养医”的同时，“以检补医”、“以技补医”又纷纷登场。有人认为，在满足部分医生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患者和医保补贴则被掏空了口袋。
对此，钟南山院士曾表示，这是“医学人文的沦落”。但主要还是源于制度上的问题，政府的医卫经费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医疗开支仅占GDP的4.89%，不及古巴，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钟南山说，这一现实决定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够。1978年后，随着我国医疗政策的改变，把医院放到市场，由于市场本身的导向是利润最大化，于是这种指导思想也就应用到了医院里。“毕竟医生也要生活，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与国外相比，我国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长期偏低，医生不能通过"阳光收入"实现自我价值。”4月10日，记者电话采访北京大学医院党委书记王秋生，他表示，目前确实存在一些过度医疗的情况，但也应该多方面考虑，正是因为劳务技术定价远远低于成本，各类手术定价十几年不变，违背了价值规律，才导致类似情况的发生。“当医生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时，行业自律自然就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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