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民医保”困局
张涛曾是法国某著名银行的量化分析师，年薪20多万美元。美国的医疗条件曾经是他津津乐道的一项内容。“医生都能叫得出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工作和家里情况，每次看病，他们都会对我嘘寒问暖，和国内那种例行公事，冷冰冰的看病态度截然不同。”
和国内不同，他和家人有自己固定的全科医生、牙医。他的妻子怀孕后，也有自己固定的妇科医生。每次看病预约后，等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然而最近，由于公司大量裁员，他也未能幸免。
张涛一家三口曾参加公司统一购买的Aetna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每月自己负担的保费为240多美元。另一部分则由公司负担。失业后，按照美国的法律，张涛依然享有该公司和保险公司拟定的优惠价格，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能根据张涛一家过去的病史，随意增加保费。张涛的妻子怀孕36周，因为不同医生愿意接受的医疗保险不同，所以刚开始，张涛并没有想过要换保险。
“公司的医疗计划寄到了，说我能够继续享受一年优惠的价格，但是我必须负担每月所有的保险费用，公司不再共同负担。月保险费用是……”张涛顿了顿说：“每月1800美元。我当时就觉得是当头一棒，失业后，政府每月给我的失业救济金也只有1600美元。全部拿来付保险费都不够。”
当然，张涛没有选择继续那份“优厚”的保险，转而申请政府的贫困医疗计划。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妻子的妇科医生、女儿的儿科医生都不接受政府的任何保险。“当初有Aetna医疗保险的时候，我选择的都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医生。现在医生的助理说，自费的话，门诊每次400美元。”
张涛的妻子由于已经是怀孕后期，一大圈电话打下来，没有既愿意接受政府贫困医疗保险又接受怀孕后期妇女的医生，最后托了朋友才终于找到一位医生。张涛女儿的儿科医生也换成了接受政府医疗保险的医生。
“那些医生每天看很多病人，预约形同虚设，每次等候一到两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医生态度也差很多。以前，等候半小时以上，医生助理就会出来道歉，并请我们吃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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