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是保险型的制度安排，不是公款福利性制度安排。卫生部门和公立医院的利益链条不切断，很难赢得信任”，郑功成说。

　　在人社部门的专家会议上，王东进表示，他在任期间所经历的六任分管副总理都非常明确：劳动保障部来管医保。他介绍，全世界只要是搞保险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用第三方的监督方式。

　　王说，由人社部门统一管理医保，也符合发展的方向。一方面，人社部门正在搞“社保卡”，五险合一，全国通行。其中医疗保险与工伤险、生育险联系最紧密，如果医保部分被拿走，整个保障系统无疑将被肢解。

　　另一方面，从医保制度并轨的大趋势看，未来占主流的应该是高制度合并低制度，即城镇职工医保或城镇居民医保整合兼容新农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仇雨临证实，根据他自己的调研，医保制度城乡整合以后一般由人社部门来管，江苏太仓、四川成都、广东东莞都是如此，“而且这是地方的自发选择”。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6个省份、28个地级市和79个县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整合，并划归人社部门管理。

　　对于卫生部门对总额预付制度的诟病，长期研究医改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是医院不恰当地层层分解指标，造成总额预付制度在执行中被异化，这恰恰说明卫生行政部门治下的公立医院缺乏专业化的管理能力。

　　“管1000个医生的医院，给你10亿医保基金你没用好；管全国270万医生，给你7000亿资金，你就能用好，为什么？！”

　　也有第三种意见。镇江卫生局局长林枫5月11日对本报表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人社和卫计委两大系统合并，“一级预算在人社，二级预算在卫生”，曾担任过医保局局长的林枫向中编办调研组直陈己见。

　　制度再检讨

　　医保管理权的归属至少涉及三个问题：医保经办、监管和政策制订。三大医保制度管理并轨，将无可避免地面对制度福利性与效率的统筹协调。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乌日图指出，现在医保的福利性越来越强，有些地方报销比例达到95%，显示了政府过多地把保险制度向福利制度发展。

　　高福利性的基本医保还对商业补充医保产生挤出效应。广东省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亚林告诉记者，当地在设计大病医保制度时作过一个测算，住院实际自负费用超过当地农民年均纯收入（2.9万元）2倍的参保人，只占千分之1.2，“商业医保几乎没有空间”。

　　“本来是保险制度，却逐步向福利性的公费医疗制度回归，照这样发展下去，保险基石迟早要被破坏”，乌日图指出，世界各国医保发展的经验都是在第三方支付方面做文章，而“我们走的路是逆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