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的梳理，从1998年5月至今，我国已针对不同品类的药品进行了3轮共31次降价。可是，无需太多数据人们就能明显感觉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药品零差率、杜绝“以药养医”等初衷良好的行政措施，效果也并不理想。

　　这是何故？首先，这些措施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杜绝“以药养医”，现实中我们依然看到医生开药给回扣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近日爆出的一些医疗腐败案例也清楚地展现了如何将药价虚高的事实。

　　看看今年7月福建漳州的一起重大医疗腐败案：据福建省漳州市纪委调查，从今年年初至今，纪委近半年内共发现该市直区县73家医院均涉嫌医疗腐败，九成医生涉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表示，“销售费用占到药价的30%-40%是比较普遍的。既包括了合理销售支出，也包括用来做关系的‘灰色支出’。”

　　药品提成与医生灰色收入这么厉害，那么，新医改中所包含的杜绝“以药养医”该如何实现呢？我国的公立医疗机构收入来源有三方面，包括医疗服务收费、药品出售利润和政府财政补助。相关数据表明，药品收入是公立医院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新医改如果要杜绝以药养医的问题，那么医院与医生必定不会对医改报以积极态度，甚至医疗服务水平还会下降从而引发其他问题。补齐窟窿的最有效办法无疑是由政府支持的全民医保的埋单，但现在来看，解决医保制度的种种问题还需努力，所以无怪乎人们一直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没有松口气。

　　回到药品降价，即使是多轮行政命令式的药品降价，如果药品销售模式以及以药养医不改变，那么药品实际落地在患者身上的价格是不会有效下降的。一些药品生产企业给经销商的“营销”费用，一般是药品中标价的50%左右。药价有这么多水分，医疗腐败当然如影随形了。

　　所以，其实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得到更好的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医疗服务，并不完全是个“看病贵”的问题，药品在数字方面的降价，并不完全是努力的方向，行政降价只会让一些企业终止生产一些低价药品而去生产另一些高利润药。

　　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推进新医改，推进全民医保，尽管在2009-2011年，医保覆盖了超过12亿人，但所谓的“三医”（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农村新农合）还没实现联动，并且也体现不了社会公平，这还没把行政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纳入讨论。为今之计，需要切实推进全民医保，在覆盖面扩大之后，需要提升其真正的内质含量，为民众提供更具支付能力的医保保障，只有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费（由医保埋单），才能真正在医院层面杜绝以药养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