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和尊严，更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良知。从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建立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到奥巴马走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已经过了100年。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这跟社会价值理念分歧(自由与强制)、党派纷争(民主党共和党大战)、资金来源(增税还是减税)等多种因素有关。尽管中美两国体制不同，但是奥巴马叩关成功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实现“全民医保”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但仅靠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富人慈善无法解决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全覆盖问题。说到底，“全民医保”是政府责任。

　　在奥巴马的医改方案中，联邦政府要对低收入夹心层购买医疗保险（放心保）进行补贴，进一步减少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支出，为此政府10年要拿出9000多亿美元；法案要求保险公司不能因病拒保，还要成立以州为基础的保险交易市场与保险公司竞争。尽管这些措施受到了基于个人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强烈质疑和反对，但是在个人和市场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合法干涉和介入可能是最不坏的解决办法。

　　其次，医疗改革政策要偏向弱势群体体现公平原则。奥巴马医疗改革，通过扩大补贴范围和压低保险价格的办法覆盖“夹心层”。补贴的钱从哪儿来？当然得要富人和既得利益集团出血了，该方案要对个人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征医疗税，对高额的医疗保险计划征40%消费税；同时医疗服务行业也要降低相关收费配合改革。对于中国医疗改革来说，不公平问题可能比美国更加复杂和突出，如何取消医保双轨制，建立统一的基本医疗保健制度，保证农民、农民工、城市贫民等弱势群体看得起病，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三，凝聚社会共识，制定多赢方案，最大可能减少阻力。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涉及美国社会各个利益阶层，其中医生、医院、药厂、保险公司受到影响比较大，这些阶层经济势力雄厚，政治游说能力强大。奥巴马政府为此开展了大规模的“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协商，奥巴马成功赢得了先进医疗技术协会、美国医师协会、美国医院协会、美国医疗保险协会、美国药品研发和制造商协会、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支持，他们承诺在2010至2019年期间自愿降低服务和产品的收费800亿美元。作为回报，奥巴马政府明确承诺保护生物制药企业的技术优势，还答应在设计医疗改革方案时考虑6个协会阶层的利益。在坚持原则基础上考虑了不同阶层的合理诉求，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阻力，也是奥巴马医改能按时推行的不可缺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