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城乡统筹的排头兵，一些农民工数目较多的地方政府一直在积极试图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规定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一样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简称“城职保”）。但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体系的情况并不乐观，2013年全国农民工26894万人，年末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5018万人，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8。7%，这说明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在户口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新农合医疗费用垫付制度和异地报销制度使农民工的实际医疗保障水平受到影响。

　　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形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并且参加城镇医疗保险体系；第二种是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在户籍所在地参加“新农合”；第三种是人口普查时统计为农村人口并且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笔者采用《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城镇、农村次均住院费用和次均就诊费用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人均寿命、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人均绿地面积、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市化率和次均住院费用以及次均就诊费用间的关系不明显，而人均可支配收入、老龄化率和每千人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次均住院费用以及次均就诊费用关系较为显著。笔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对我国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进行预测，并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计算各种情形下农民工医疗保险的缴费和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目前农民工19%左右参加“城职保”，其他农民工仍旧参加“新农合”。首先笔者比较81%农民工参加“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的情形。笔者模拟得到：我们假设2015年起这81%的农民工不参加“新农合”，而按照“城居保”的水平进行缴费和享受医疗保险待遇，2015年基金支出从666亿提高到865亿，提高了199亿，2014年我国财政支出151662亿元，这样2015年农民工放弃参加“新农合”而参加“城居保”引致的政府支出增加199亿元不超过2015年财政支出的0。13%。我们还计算了各代一生中的净税额，也就是税收收入减去转移支付的净额的现值，为了维持现存的财政政策，未来代的负担是现存代的2。6381倍，未来各代向政府缴纳的净税额的精算现值要比现存代高163。81%，如果未来代净税额不提高，政府的负担就需要大幅提升。如果81%的农民工参加“城居保”，由于医疗保险待遇提升，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会提高到2。6724，未来代的负担稍许提升。因此从财政压力的角度，农民工参加“城居保”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完全可行。

　　下面我们模拟2015年起所有农民工参加“城职保”的情形。这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假设参加城职保后，退休后继续回到农村参加新农合，由于工作年龄段缴费高，就诊率低，医保基金会有大量结余，我们可以看见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会降低到2。3660，因此农民工在职时参加“城职保”，达到退休年龄后回到农村参加“新农合”反而会减轻政府的压力，这是不公平的做法；第二种假设参加城职保的农民工退休后继续参加城职保，我们可以看见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为2。6160，仅稍许降低。因此如果让农民工参加“城职保”，必须允许农民工退休后也能在城镇继续参加“城职保”才是合适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