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转向全国，入夏以来，各地因天气原因爆发的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农民财产遭受威胁。令人心痛的是，由于部分地区农业保险普及率不高，导致天灾给农民带来了绝对损失。

　　农业保险缘何不是强制保险?这一可改变几千年来农民“靠天吃饭”状态的救命险又缘何在中国农村市场中推行受阻?

　　农民投保兴趣少

　　投保农业保险的这部分农民可称为幸运儿，因为在目前，全国范围内仍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在“靠天吃饭”，天灾一旦发生，他们将绝对损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专业教授庹国柱告诉记者，由于我国各地农业保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属自愿投保，加之很多农民缺乏风险控制意识，最终导致其只能在灾难中吸取惨痛的教训，而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普遍现象。

　　“即便是人人都买家庭财产保险、汽车保险的保险业发达国家，农作物保险也并非所有农民都买。比如加拿大有两成农户没有购买农业保险，在美国这一比例则达到三成多。侥幸心理人人都有，最终还要事实教育大家。”庹国柱表示。

　　事实上，我国农民并不抵触保险。其对养老保险的认知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但要让农民接受农业保险达到接受养老保险的程度，恐怕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做过一项调查，即在农户对保险需求的排序中，排在前两位的是养老和医疗，财产险次之，农业保险更靠后。这是农民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以及自己对各类保险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决定的。对于农业保险，政府现在补贴绝大部分(平均约80%)保险费才吸引了较多农民参加，否则绝大多数农民不会参加。另有一种原因使农民不愿投保，即农业保险的保险额度过低。比如在国内，现在各地搞的所谓"物质成本保险"，保险金额一般仅为农作物或牲畜收入(或价值)的30%-40%，比如一亩水稻一季能打1000多斤粮食，收入在1000元以上，但如果出险，保险赔付金额只有300-400元，这对很多农户来说没有吸引力。”对此庹国柱表示。也有市场人士建议，对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种养业保险，可实行强制投保。公开资料也显示，我们的近邻日本从1947年以来就对超过一定种植规模的农户实施强制农业保险，这样既保证了参与率和覆盖面，也最大程度保证了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散风险的要求，更保障了农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发展农业保险，农民的认识问题是一方面，保险公司的产品够不够丰富是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各地农业保险“品种优化”的消息接踵而至。比如近期安信农保与上海市松江区残联签约，率先为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小昆山镇、石湖荡镇、新浜镇、泖港镇、叶榭镇六个村镇下辖的32个残疾人扶贫基地，首次引入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变量概念的收入保险。保费收入130万元，提供保险保障近2000万元，此次创新在业界也引发关注。

　　“但从目前来看，保险公司能够提供给农民的农业保险险种仍然很少，个人认为还远谈不上"险种齐全"，中央财政的种养业保险的补贴名单中也不过十八九种。就连一些种菜面积很大的地区，还不能提供蔬菜保险;种瓜果的地区承保各种瓜果的保险也不多;水产养殖类保险也还仅仅在小范围试验。显然无法适应农民投保的需要。”对此，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当然，创新要以提高成本为代价。在某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负责人看来，无论是种养两业保险还是涉农保险，目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都是政策性保险，保险公司经营这些险种风险比较大，费率比较高，并高度依赖政府补贴保险费，更不可能从这些业务上赚取高额利润。“即使这几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不高，也不敢说保险公司就赚钱了。如果遇到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灾害，保险公司就会赔个"底儿掉"，不破产就是幸运儿了。我过去在加拿大做过研究，该国有几个省的农业保险经营了20多年没有发生大灾，每年都有盈余。后来连续遭受较大灾害侵袭，保险公司为筹集这些资金借的债务少则十几年、多则二十几年才能还清。我目前仍在对加拿大和美国农业保险进行考察，得知今年这两个国家都遇到范围较大的持续性旱灾，他们的农业保险公司不可避免地面临较大亏损，因此整个保险业都在发愁。”庹国柱表示。

　　另外，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也导致保险公司成本高筑。一位长期关注农业保险发展进程的业界人士表示，与西方一些国家大规模农场经营不同的是，中国农村地域分散，大都是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组织化程度很低，这些都给保险公司的销售与理赔带来巨大的挑战。“目前农业保险的销售主要依赖行政部门，高交易成本主要体现在查勘定损与理赔环节。从我们对一些地方的调研来看，保险公司查勘定损的压力非常大，费用支出也不菲。而且由于定损缺乏精确的客观依据，保险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争议也很大。虽然一些地方采取了抽样定损以及当地农业专家参与定损等机制，但这个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因此在上述人士看来，必须创新机制，缓解定损与赔付环节的高成本，才能提高保险公司的供给效率，实现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