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称谓问题，各地以前多有争议，如暂住证被人们讥讽为“我虽然是中国公民，但我必须在中国暂住”。于是，城市动议，将暂住证改为居住证。而换了居住证，外来人员的状况就好了吗？没有，仍是居于城市边缘，仍是与户籍人口区别对待，仍是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歧视，下一代不能随打工的父母顺利在城市读书、升学、高考和就业。

　　如此看，城市不对外来人员“让利”，无论称谓、表述多么新颖别致，都难以撼动其骨子里、实质上对外来人员形成的“挤出效应”，都要一成不变地对他们排斥或抵制。

　　说白了，如果真要改变外来人员的命运，切实关心他们的生存和生活，那么城市不仅要有善意，更要有善政；不仅要有爱心，更要有行动。不然，外来人员就只能“新一阵儿”，即在城市干几年，之后又不得不“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只能在城市里“吃青春饭”；或者“被新一阵儿”后，境遇还是那个境遇，状况还是那个状况，生活上、权益上没有得到丝毫的照顾、优待和保护，仍是城市边缘化的那类人，一直是被冷落着、歧视着。

　　对外来人员，城市光给他们新称谓，而没有与之相称的优惠政策去垫底、配套，能够让他们“媳妇熬成婆”，最终“修成正果”，那么他们无论为城市做多少奉献，最终也是难以获得市民待遇，一直处于医疗、保险、基本福利圈以外，尤其他们第二代的教育、升学、就业问题总要被搁置，他们总有寄人篱下的漂泊感、动荡感。这样，无论给他们什么样的称谓，称谓多么新颖别致，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而已。

　　不争的事实是，农民工、打工仔、外来人员等称呼，本来是社会群体自然赋予的，这真实地再现了这类人员的生存状况，是社会的普遍认同。如果非要由行政理念或行为来干预，那政府必须拿出真正的实惠给他们。否则，一来让外来人员反感，二来让政府形象受损。

　　如果没有外来人员对“新广州人”的认可，“新广州人”恐怕只能出现在官方的工作总结、领导讲话等里。而外来人员到底怎么在城市里讨生活，居住状况、福利状况、子女教育升学情况如何，在城市的幸福感到底怎样，毕竟最终还得靠他们自己来证实。

　　所幸万庆良市长认为“提出‘新广州人’这个概念，绝不能是简单地更改一个称号”。由此看，广州市对外来人员一定是有诚意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该看看广州市在对待“新广州人”方面出台了哪些优惠政策，搞了哪些服务，相比于全国其他城市有什么新起色、新亮点、新收获，看看户籍人口与“新广州人”到底融合到哪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