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决定的醒目之处，在于它的改革目标：逐步建立独立于机关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也就是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改革之后，将陆续并入目前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大盘子”统一运行，不会再为他们另设制度。从此，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分为“职工”和“居民”这两个独立运行的体系。
通览“决定”，堪称思虑周详、苦心孤诣。比如，对体现公平与体现贡献大小的平衡、对改革前与改革后待遇水平的衔接、对解决突出矛盾与保证可持续的相互促进，都用了一系列的精算平衡，以努力化解此前堆积的种种体制性障碍。
对每一个人而言，迟早都冉冉乎将至的“老”，在中国一直是个极其难“养”、无法突围的大困惑。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13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寿命达76岁，排在中高收入国家的74岁之上。改革开放，让中国人“长寿”了10年，这意味着养老需求骤然增长，我们退休之后，将面临着20、30年甚至更长的生命时长，几乎和我们的工作年限等长或更久。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向2亿逼近。“银发浪潮”汹涌而来，放在哪个国家，都会让执政者寝食难安。
尽管，社会保险起步很晚的中国，用较短时间织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惠制养老保障网，然而，这张网的保障水准还相当低下。“未富先老”，让我们以一种极其尴尬的姿态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更为尴尬的是，在养老问题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困惑，让企事业单位的不同养老待遇，成了一触即跳的敏感话题。身份的不同，带来养老保险制度的巨大反差。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从2005年以来，连续提高10次，达到每月2000多元，而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仅55元；而2013年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则是企业的1.8倍，机关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水平更是企业的2.1倍。城乡之间、企事业之间的养老鸿沟，使保险社会化制度的建立举步维艰，也伤及公平正义、社会和谐。
其实，所谓事业单位，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在国外，一般称之为社会公共部门或社会公益性组织。我国最早使用事业机构称谓，是在1955年7月的全国人大报告中，直到1998年国务院办颁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才第一次规范定义，即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公益性服务的社会组织。因为种种向机关事业单位倾斜的收入、福利及社会资源，使得体制内诱惑居高不下，优秀人才过于集中，甚至部分地抑制了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活力。
因此，养老“双轨制”矛盾的终结，或将带来更大的“收获”：从养老制度上终结“体制内诱惑”，让不断膨胀的事业编制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