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如果不及早研究应对，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养老问题带来的冲击要比其他国家严重，而且解决起来更为复杂。

　　所谓“职工养老储备”，指的是职工在工作期间已经积累和将要积累的用于养老目的的各种权益、现金流和资产，反映了城市企业职工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所进行的储备多少。

　　此次指数研究的问卷调查包括了中国大陆31个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共计36个城市的城镇企业单位职工，不包括5类人员：一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机构职工，二是自由职业者、个体户或受雇于个体户，三是在校学生，四是待业或失业人员，五是退休人员。

　　城镇职工养老问题将面临财务可持续性难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未来的养老形势更为严峻，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独生子女政策夹击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联合国预测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接近于发达国家1970年的水平，之间相差了45年；到2035年，中国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时间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到10年多一点；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几乎和发达国家一样。二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典型未富先老的特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已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在2000年迈入老龄化国家行列时，人均GDP仅仅856美元，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显然，如果不及早采取行动，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养老问题带来的冲击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复杂得多，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

　　其次，中国城镇化进程高速推进，城镇职工养老需求巨大。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城镇化速度开始明显加快，特别是近10年来，城镇化率每年以1%-1.5%的速度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城镇化率还仅仅只有53%，与至少70%以上的目标值还有较大差距，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城镇化率将至少保持1%的速度增长。另外，中国的城镇化历史上更多地表现以物为主的城市发展规划，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但是，随着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城镇职工对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教育、低保、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将会急剧膨胀，尤其对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巨大挑战，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其三，现有养老保障体系有待改进和完善，城镇职工养老难题有待破解。

　　“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是指导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方针。但就目前来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仅仅还处在“广覆盖”和“保基本”的初级阶段，按照三支柱模式来看，中国企业年金和商业性养老保险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还难以称上“支柱”，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城镇职工养老还将主要依靠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就是说，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还任重道远。同样，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也令人堪忧。表面上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几年积累了大量的收支结余，为养老金待遇的按时足额发放提供了保障，但是这些余额大部分是来自政府的各级财政补贴，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恶化，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降下来，财政收入增长也会相应减慢，指望长期财政补贴的代价必然是越来越高昂的。因此，当现有职工退休时，城镇职工养老问题将面临着财务可持续性难题。

　　其四，传统家庭加速解构，新的养老文化和观念有待培育。

　　传统的大家庭向现代的小型化家庭演变，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中国，伴随着劳动力在全国的大范围流动，这种演变趋势更为迅猛，导致传统上的“家庭养老”模式无以为继，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子女数量的急剧减少，将使得未来老年人从儿女身上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所以，需要积极引导，在全社会形成新的养老文化和观念，认识到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同等重要性，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分担城镇职工的养老责任。应该说，在过去30年里，由于历史局限性和认识滞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培育新的养老文化和观念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力度还有待加强，很多群众也可能对未来养老形势估计和准备不足。

　　住房的养老功能不应被过分夸大

　　具体而言，本次调查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城镇职工为养老所做的物质储备情况是否足够，结构是否合理；城镇职工家庭负担程度或各种风险的防范程度如何，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养老储备情况；城镇职工对未来人口和社会经济形势认识程度如何，对养老责任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担是否具备一定理性，也将对其养老储备情况构成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