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实际经营角度来看，困难和障碍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目前的有效需求有限。北京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260万，但是再做细分就会发现能够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很低。比如说现在住我们老年公寓健康型的老人平均年龄74岁，护理型的是84岁。如果按这样的年龄估算，一大批老人就筛掉了。同时，有效需求还受到传统观念的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老人住养老院表明子女不孝顺。这个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这样又限制了一批人。另外就是支付能力的局限。就目前而言，老人进商业化养老机构的费用都是个人承担，没有政府资助，也没有保险的支持，全靠个人或者子女承担，实际有支付能力的人并不多。其次，在运营层面，困难在于怎样建设社区服务队伍。其实，我并不担心人们对养老社区的需求，以及政策的改善，因为可以肯定这些在五年之后会有很大进步。但是服务队伍的建设将会是我们持续面临的重大考验，因为现在没有人愿意做养老服务行业；即使你支付高报酬，也很少有人愿意做。从社会地位、技能复杂程度，以及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和服务老人的压力来看，这个行业的服务人员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养老社区盈利能力不高，实际不可能给我们员工很高待遇，因为这个成本无法转嫁出去。所以怎样建设一个稳定的服务队伍对我们是很大的考验，还在摸索的过程中。

　　因此，从短期来看，5~10年之间，我对这个行业是相对谨慎的；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朝阳行业，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养老保障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现在政府在规划，比如北京提出“9064”，90%居家养老，6%社区养老，4%机构养老。这就给大家一个概念，将来不可能都进养老院，因为床位数肯定是不够的。长期来看，随着政策的完善，越来越有钱的人变老，这些潜在需求都会变成有效需求。这也是我们坚持到现在的重要原因。

　　台湾老人福利机构协会理事长陈敏雄则表示，大陆养老行业目前的一些情况，台湾也曾经历过，但有一点不同，台湾关于老人社区的法规很清楚。不同类型的机构需要的人力、空间，相关的设施标准都不一样。比如护理之家护理员与老人的比例是1∶5，养护中心是1∶3，安养机构是1∶15，规定很严格。大陆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当然会带来些难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像台湾规定那么多，有时也难做，因为商业机构调整和创新的机会小很多。政策法规不一定要走那么快，这个行业在发展初期需要有喘息和成长的空间，政策也需要逐步成熟起来。

　　养老社区的目的是要为老人提供一个可以满足他不同阶段生活需求的环境，使其在老化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能具有充分的生活技能。养老事业，本身具有浓厚的社会福利的色彩，社会对养老产业的巨大需求需要我们将之产业化。而这必须要依托公共政策、政府，还有企业家，我们只有将政府资源和商务连接起来，注重友善关怀、尊重人性，提供完整精细的适老护理服务，养老产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