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发生后，我国大陆的保险不得已都暂停了，上海也不例外。直到1979年，国家才决定恢复境内保险业。时年58岁的乌通元受命扛起了这个重担。

　　推出商业养老险

　　要说恢复保险，可谓困难重重。首先，大多数保险资料在文革时都已散失或受损；其次，保险人才大量流失。为此，他也曾有过茫然，甚至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凭着对保险事业的那份热情，乌通元毅然重起炉灶。缺少材料，自己编写，缺乏人才，亲自培训。经过近1年的努力，1980年1月，境内保险正式恢复———原本计划用3年时间恢复的工作，实际上仅仅用了3个月，保险业就恢复到了停办前的水平。

　　刚刚将保险恢复，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在了乌通元面前，那就是开发专业的人寿保险。1979年，上海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社会迫切需要养老保险来解决矛盾。乌通元意识到，养老全部依靠社保是不够的，商业保险的机遇到了。于是，在他带头之下，很快完成了生命表、寿险险种确定和人才培训等多项工作。

　　在整个社会对商业人寿保险还比较陌生的时候，乌通元推出了医疗、养老等商业保险，为当时的一桩难题，即自寻出路的回城知青解决养老等问题，开出了一条新思路。

　　时间一晃到了1992年，代理人制度被引入了中国，掀起了中国寿险的一场革命。代理人队伍的迅速扩张，使得保险行业鱼目混珠，社会上已经有了关于代理人以及保险的负面报道。值此情况之下，乌通元又坐不住了。

　　他不能眼看着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保险变成一种欺骗。于是，1995年，他带头率先筹划了上海代理人资格考试。1995年第四季度，上海第一次代理人考试顺利开考，并规定所有代理人要在1996年4月前持证上岗。随后，到了1996年下半年，全国保险代理人也开始了统考，使用的正是上海实行的考试模式。

　　对于保险之建议

　　对营销员体制，他觉得正是有了代理人走街串巷、面对面地向老百姓推销保险，保险才得以迅速地被社会所了解。客观来说，营销员体制还是功大于过的。当然，对营销员一定要加强管理。

　　至于投资型险种，他认为投连险也好、万能险也好，本身没有问题，能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保险公司误导消费者，只会适得其反。现在一些保险公司总是把重点放在一个险种上，这种一枝独秀的结构对风险管理及保险公司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一旦重点险种出现问题，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关于经营模式，他表示我国的保险仍然处在粗放经营的状态，只考虑保费规模，而不去想后面的事，就像银保，业务规模固然好看，但实际的利润并不多，而且银保中常用的趸缴保费的形式，对保险的发展其实也是不利的，一次性将保费吃进，就好像寅吃卯粮，不利于保险的长期发展。

　　乌通元还对保险从业者明确提出看法：每个做保险的人都要有事业心，目光要放远一点，切不可急功近利。上海的保险要做全国的榜样，这就要求每一个保险人都要明确上海保险的历史使命。

　　希望每一个保险人都考虑到为保险事业发展作贡献，要懂得做保险是肩负着社会责任的，而不能单纯地将保险只看成一份工作，只关心拿多少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