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合“剪刀差”也确有过改革的努力。2008年初，国务院出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进行试点。改革的大致思路是：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有行政职能的纳入公务员的劳动保障体系，具有经营性质的事业单位，将参照企业职工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对占绝大多数的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最终将实行与目前企业职工一致的养老保险制度。
事实上，以学校和医院为主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对此改革进行坚决抵御，四年过去，五大试点省市改革并无实质进展，几近原地踏步。担心利益受损，是抵制改革的主要原因。
“你算算，要缴多少费？个人缴8%的费率，工资水平马上就下降。如果再缴职业年金，还得再缴4%-8%，工资就下降了12%-16%。退休金如果再向企业看齐，只有一千多，谁干呀？另外，财政对职业年金单位缴费的补贴能不能到位？不能到位的话，事业单位就得到处收钱，来解决养老金问题，这个社会就没有公共服务了。事业单位一算账，就全吓回去了。”杨燕绥分析。
在郑秉文看来，此轮改革试点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在事业单位中划出了三六九等，“改革对象是第二大类的第二小类，即资源可以部分市场化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最典型的是高校。五省市的高校人员产生极大恐慌，他们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要参加改革，待遇必然下降，这是生活中的简单常识。另一个原因，是试点的时候，决策者在制度设计中并未考虑弥补性的方案，即职业年金。这种非增量式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流产在预料之中。”
“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涉及到不同人的利益调整，而利益的调整很难的。”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对上海来说，改革阻力较小的一点是，自1993年开始，事业单位已基本全部实现缴费。“至少高校是全部缴费了，与企业完全一样，只是在养老金的计发方式上不一样。因此上海应该有较好的改革基础。”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张录法告诉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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