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三:低收入人群比重过大。国家统计局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户均储蓄存款为5.12万元,占人民币金融资产中69.4%;基尼系数约为0.48——在贫困人群比重大、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缺乏增值渠道、养老资产不足等条件下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等待供养的不仅有老人,还有很多穷人。
——危机四:失业人口占比大。到2030年,中国还将有9亿劳动人口,如果届时真实失业率为5%,则实际就业人口即减少4500万,随之老年赡养能力下降。
——危机五:退休年龄偏低。西方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67岁,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为45岁(艰苦岗位)、50岁—55岁(女性)、60岁(男性),实际退休的平均年龄为55岁,法定退休年龄过早,再加上提前退休问题,使老年赡养比降至不足2∶1,应该考虑“小步走”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国内外经验表明,老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让老年人拥有资产和购买力,让青年人拥有人力资本和生产力。只要老年人埋单,企业就有订单,青年人就有就业岗位。这需要在改革中向老年人口要红利。
如图2数据显示,由于我国教育成本和结婚购房消费高,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趋低,与老年社会发展对“老龄人口红利”的要求相距甚远。
顺利实现劳动力人口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的对接,一方面,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完善养老金结构、培育养老资产,在“十二五”期间改变“未富先老”的局面,在“十三五”期间进入“即老即富”的全面小康社会。与此同时,要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确保在2030年我国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时,人口结构开始趋于合理。
消除“养老幻觉”
传统养老观念与老龄社会现实存在巨大落差
很多人在谈论“养老”时都会脱口而出:我有钱、我有社保、我有孩子、我有房子、我去养老院……然而事实上,传统养老观念与老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具体表现如下:
——货币养老“幻觉”:现阶段基础养老金覆盖不足和水平偏低,令居民对未来缺乏安全感,这导致居民储蓄长时间内居高不下,成为人们对冲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然而,货币养老金只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开支,不能完全覆盖通货膨胀风险并解决高成本的老年医疗和护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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