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从政府监管的角度，应在所有养老机构里面建立老年人登记制度，包括入住老年人的个人信息、身体状况、需要护理的等级、收费情况等等。建立一个联网的数据库，由政府部门监管。同时，入住老人可以对所在的养老机构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可以向社会发布。这样的数据库既可以规范服务，又加强了政府的监管，还能促进民营养老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目前公立的养老机构有政府的支持、资助，收费也相对低廉，经常一床难求。而民营养老机构的经营成本高、收费高、服务良莠不齐。有了这样的数据库，政府在鼓励扶持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根据各个机构收纳的老人数量、护理等级等对其进行资助，而不以公立、私立为分水岭。有了这样的体系，民间资本对养老事业的参与积极性也会提高。

　　《21世纪》：目前近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农村空巢老人、随子女进入城市的农村老人，他们的养老、医疗等问题如何解决？

　　杜鹏：农村面临的老龄问题比城市更严重。年轻人向城市迁移之后，老年人成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主体。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同时，农村老

　　年人面临的公共服务的不足比城市严重。城市的社区服务目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老年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但在农村，即便子女给老人寄回钱来，雇佣保姆、就餐、看病等方面都和城市有较大差距。所以应该将城市发展成熟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因地制宜地推广到农村，加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功能，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郭平：城乡老年人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距确实非常大。从2009年开始推出“新农保”试点，在试点地区6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人，现在能享受到每月55元的养老金，虽然金额不高，但是对农村老年人来说，仍是保障他们权利和尊严的一种体现。

　　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温饱问题还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他们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医疗保障卫生服务状况。从2004年开始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迄今为止对60岁以上老年人覆盖率接近100%。除了保险制度以外，农村在保障体系下还有一些救助，比如对贫困老人的生活救助和大病救助，也对社会保险系统形成补充，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们做的研究表明，从主观福利的角度，农村老年人对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水电、交通、老年活动场所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政府应继续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老龄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21世纪》：为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生育政策应如何调整？

　　郭平：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生育意愿也自然会倾向晚育、少生。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尽管没有严格生育政策的限制，也出现总和生育率超低的情况。从人口规划的角度来看，未来维持较低的生育水平、控制人口的规模还是必要的。但是，低生育水平并不意味着“一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