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清晰规定了中国央行的责任：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超发在整体上造成了购买力下降，这是一个总量概念。笔者还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货币化进程的特征，在客观上还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货币化过程先接触到的群体，会更早受益，并获得更多的收益。
奥地利学派大师哈耶克著名的“中立货币理论”，认为只有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货币对于经济的作用才会中立，货币中立时才会对经济影响最小并促进经济发展。而如果货币供应量失去中立，人为地扩大货币供应量，就会有人获益有人受损，并最终产生结构失调、经济失衡甚至导致危机。
此“货币中立论”完全不同于货币学派的“货币中性论”，恰恰相反，哈耶克认为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因为增发的货币不是平均、普遍地撒向人们，它总要经过某种具体的方式进入流通，而这个过程就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那些最先得到增发的货币的人，事实上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财富。
在中国，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部门就是“最先得到增发货币的人”，他们事实上也在获得更多的财富。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失衡，即衡量了这种“先受益、后受损”的情况。在宏观数据上，居民收入、居民消费规模与货币、与GDP规模占比的下降，以及股市流通市值、房地产市值与货币、与GDP规模占比的上升，则可以凸显这种“非中性货币化”对居民财富差距产生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万元户”的小康富裕生活到现在已经大打折扣。钟伟计算的1987年按当时货币情况计算的2.5万元就可以退休，而如果2007年退休已经需要100万元了。
在这种背景下，投资方向从“真实收益”到“寻找稀缺性”的转变，能大致解释中国2006年以来的股市和当下的房地产市场。
在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货币化进程已经较为到位的当下，怎样保持理性的货币增长，保持币值稳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应该需要上升或者说回归到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莫再让居民感叹“少壮劳碌攒钱、老来根本不值钱”的难安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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